章子俊学着商辂哀叹道：“明明“高产粮”能度饥荒，能饱食，还能喂牲畜，却始终推广不起来，朝廷也不重视，听说许多地方不光是农民害怕新的作物会影响来年收成，农户不是抵触，而是胆小，对不了解的新作物谨慎，生怕原本可以糊口的粮食也没了，当地官员也弃“高产粮”为杂物，只是让农户在自家房前屋后自愿种上几株，等长出来后，早就给鸡鸭吃掉了叶苗，这叫什么事。为了让“高产粮”尽快在庐州大片种植，本府将兴办一个酒坊，原料就用红薯酿造。取南淝之水，酿红薯玉米之酒。可是这样做，又要违制了。朝廷派官员来一查，到时芦州知府官衙造酒，与民争利不说，还把宝贵的粮食酿酒了，离去职下狱不远矣。”

章子俊当着大家，先把丑话说前面，把事情摆在了明面上，这样的话让南京吏部给事中韦眷及都察院的胡靖很是尴尬，这不就是说咱俩么？只能在一旁苦笑。

说完了话，接下去就上菜了，章子俊今晚给大家准备的是肥鸡炖土豆，烤玉米饼，猪肉白菜炖红薯粉条，三种粮食全部上了。这样做，就是要让自家衙门里的人知道，此三种粮食的美味，不光是产量高，还能搭配进菜肴，可以说在座的所有人从未吃过这样“高大上”菜。简单的二菜一饼子，硬生生吃出了瑶池宴的味道。

特别是庐州的通判吴蕴中，王芿峤、盛弥，二位同知祝浩铭、顾麟等人从未吃过这样的东西，原因是玉米、红薯、土豆“三剑客”还没有在庐州种植，目前只是在京城周围一些皇庄及官宦家的农庄种植一些，还有就是很少的农户家，在屋前房后零散种植一些，这些年来没有大力推广。章子俊的设想是这一次说什么也要在自己的芦州府之地大力推广。只有粮食充足了，农户尝到甜头后，不用官府出面，农户自会合理安排种植。

是夜，商辂单独跟章子俊夜谈，从天地的大德叫生长万物，圣人的大宝叫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叫做仁，用什么来端正人心叫做义。探究天和人的本性，考查邪和正的分别，权衡祸与福的门径，最终得出关于荣与辱的谋虑。绕了一大圈子最后谈到了实际，商辂道：“取南淝之水，酿红薯玉米之酒，这个，这个是否留给老夫去做？不瞒章小友，老夫致仕已不是官了，家中七子八女，大儿良臣在京为官外，三儿良辅也中乡试，可别的几位儿子虽潜心求学，未必能考中，五儿、六儿都已成家，家中虽然还能度日，可儿孙太多，日子清苦，想让五儿顺生有一门事业，这酿酒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起一个作坊，只酿酒不经商，不违圣人之道… … 。”

章子俊一听就明白了，大人是说，让你儿子过来开一个酿酒作坊，生产出来的酒下发给“经销商”，接下去就什么都不管了，是这个意思吧… … 。

在这里就要说一说在明朝酿酒是有风险的，从汉武帝宣布施行变相的禁酒令——榷酒制度，即酒要朝廷专卖，禁止民间酿酒和卖酒。汉武帝依靠卖酒换来的军费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榷酒制度发展到后来，又演变成税酒制度。榷酒指的是官府全部买办，而税酒则由民间商家经营，朝廷只负责收税。纵观历朝历代的禁酒令都是在禁酒、榷酒和税酒三个制度之间徘徊。

到了隋朝统一后，国力大增，朝廷已经不需要从酒中与民争利了，于是在开皇三年，文帝废除了酒类专卖制度，甚至连官府酿酒的酒坊都废弃了，将酿酒和喝酒的权利还给了百姓。唐朝也是一样，强大的国力给百姓提供了很高的生活标准，就是这个时代出现了昔日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的酒仙——李白。安史之乱摧毁了盛唐的强大，唐德宗为筹措军费于782年重开了榷酒制度，直至唐朝灭亡。

从此以后，榷酒制度成为常态，在宋代甚至出现了专门主管卖酒的官监酒务一职。在宋代，能卖酒的有两种酒户，一是官府本身，即“国营”酒庄，二是持有执照的民间酒户。这就出现了很多官商勾结的酒庄，比如在《水浒传》中蒋门神强抢施恩的快活林就应属此类，施恩父子本是公务人员，却私自开设酒庄，生意好的原因就是拥有酒类专营的权利，不仅自己可以酿，可以卖，而且还可以将酒转卖给别的酒家。宋代酒家并不少，甚至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真正有权利自己酿酒的却没有多少，那些酒家也只能算是二道贩子，将酒从有执照的酒店买来，再贩卖而已。

元代的禁酒令很有意思，因为成吉思汗最讨厌饮酒误事，所以，元代前期对民间的禁酒令非常严苛。元世祖在1283年宣布严禁私人酿酒、卖酒，有私造者，财产子女入官，犯人配役，在1290年又将处罚变更为犯者死。但是，元后期以后禁酒令开始放开，于是各类酒馆又开始繁盛起来。，故行禁酒令，颁布诏书令国民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连酿酒的糯米都不许种植。时间到了明朝，朱元璋执行禁酒令非常严苛，大将胡大海之子因触犯了禁酒令，朱元璋不顾胡大海正领大军出征在外，亲自手刃犯人。自此以后，无人敢再犯。但随着朱元璋的离世，他和他的禁酒令很快就被后人遗忘，酿酒、卖酒、喝酒一切照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