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有个人，她能把心交给的那个人在那里，她或许能把那个地方称做家。

家，清单第二项，一个温暖温馨的家。

小时候，霭青印象里妈妈是个特别爱唠叨的人，研究所里的事，邻居的事，亲戚的事，妈妈都爱打听，总是叨叨着，轻易不说一句话的爸爸就在旁边闭着眼抽着烟听着。那时候住的房子是研究所分配的，三家挤在一个单元里，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一个客厅，一到做饭的时候，单元里热闹非凡，上海来的季阿姨一家，成都的马阿姨一家，加上妈妈，各种方言，叽叽喳喳地交流着各地的厨艺，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加上几个孩子的跑跳嬉闹，大人的喝骂，霭青从小的愿望就是有个安静宽敞的空间。

等有了弟弟，姥姥搬来伺候月子带孩子，这小小的一居室就不够住了，单元里渐渐加入了女人们的争吵声。爸爸蔫不出溜躲到办公室和同事们聊天打牌，妈妈不甘心，找领导要房子，霭青见识了什么叫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高效率办事方法。

姥姥常念叨，你妈小时候可老实了，跟只猫似的，一个人蔫蔫的坐在一角玩儿，哪像现在。

霭青见过几张发黄的照片，雕梁画栋的庭院里，姥姥抱着小舅舅坐在中间，妈妈靠在右边，左边坐着大舅舅，后面站着一溜女孩子，从大姨到六姨。姥姥一辈子生了九个孩子，老大和老九是男孩子，中间七个女儿，在那个时候都能活下来也是个奇迹了，到了老八妈妈这里，就算是高高胖胖身体健壮的姥姥也耗尽了体能，妈妈有些先天不足。妈妈在照片里真的是小，比弟弟小舅舅个子还小，后来成年了也不过一米五的个子。

妈妈本来是要成为个大家闺秀的，姥姥常常给霭青讲家里的过去，姥爷家是一方的大乡绅，庄里的土地都是咱们家的，姥姥不无得意地说，家里顾着长工种地，姥爷在乡政府做事主管教育，孩子们早早地送到省城甚至北平念书。

土改时家里成了专政对象，姥爷被镇压了，姥姥早已没有了怨恨，平静地像是讲别人家的事，地被分了，家里的缎子被褥长工抱走了，官窑的明瓷拿去做了尿壶，只有少量的金银细软没有被抄走。姥姥有个小白布包袱，压在箱子最底层，时不常拿出来看看，有做成莲子式样的银纽扣，镂丝嵌玉的金簪子，镶着珠子的篦子，都藏在姥姥给自己纳的鞋底里。

家里没了长工，面对着剩下的几亩地，从来没干过农活，缠着小脚的姥姥拖着年幼的妈妈和小舅舅只有哀哭的份儿，无法在乡下生存，姥姥投奔了在北平念书的女儿们。

妈妈念完高中，政审没通过，上不了大学，分配进了研究所，在实验室里清洗试管仪器仪表。

记得有一次妈妈抱着弟弟，霭青搀着姥姥，四个人坐在领导办公室外面，听妈妈向领导哭诉一家三代五口人挤在一间九平米屋子里过日子的艰难，那个胖胖的领导，霭青平常叫刘伯伯的，费尽口舌安慰，你看，大冷天的，这老的老，小的小，先回家，下回分房，一定先考虑你们家，老蒋是咱们的技术骨干，一定优先照顾。

上了班以后，你妈就像换了个人，姥姥迈着小脚吭哧吭哧蒯回家，向霭青低声抱怨，哪里有个大家闺秀的样子，我没念过书不识字，也知道羞耻。霭青自那时起就知道大庭广众之下哭着求人是非常耻辱的行为。姥姥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直到九十二高龄去世，带大了霭青和弟弟霭辉，二十多年的耳濡目染下，霭青心里对妈妈的行为极为不齿，进而事事时时朝着妈妈相反的方向发展。

妈妈的哭戏没白演，后来霭青一家搬进了一个二居室的单元里，再后来换成了三居室，再再后来又多出了南长街皇城外四合院里的两间西房。

后来霭青才知道，妈妈堵着领导要房不过是起了辅助作用，研究所真正照顾的是作为技术骨干的爸爸。

霭青见过妈妈年轻的时候的照片，非常靓丽的面庞，娇小玲珑的身姿，难怪刚一进研究所就被爸爸看上了。你爸追的我，妈妈回忆起来，脸上不无得意，不过有时候也带着遗憾，我看上的是另外一个男生，长的帅，出身好，可人家不敢跟我交往。所有妈妈喜欢的年轻人都躲着这个地主家的漂亮女儿，最后还是和爸爸，这两个黑五类子女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