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魏野终于将肉身庐舍的复健工作初步完成时候，慕容鹉的金钱帮——不，应该说红铜冠小组，已经将燕京、保定、通州、天津卫这些所谓的京津要地圈了一圈。

如果说乾隆朝是真正的所谓“太平盛世”，单凭占据直隶一省的这些要冲之地，想要应对各省的勤王大军那就是句笑话。

然而自康熙到雍正，两代帝王苦心孤诣攒下的家底，到了乾隆手里，就是个花用干净。营建圆明园这等大手笔不用说，就是承德避暑山庄，修造的工程之巨、之繁也堪称历代之最。为了向漠南漠北的蒙古王爷、前藏后藏的活佛法王们显摆，修普宁寺、普佑寺、普乐寺、安远庙等八座密教大寺，光是寺中佛像、坛城所用的金箔黄铜，就不是一笔小数目。

至于迎请前藏与后藏的格鲁派大喇嘛而修的普陀宗乘、须弥福寿两处行宫，奢华之处，也不比养心殿差多少，经办此事的军机大臣到堂官、杂佐小老爷，更是捞了一个过瘾。

乾隆一朝，号称是改了雍正整顿吏治的法度，变“严”为“宽”。然而这“宽”，却也是有讲究的。

对满官，乾隆一向宽厚得很，京城八旗里，只要够得上资格喊他一声“主子”的，看着长相又能过得去，一概都有繁花似锦的前程。如今任两广总督的巴延三，就是这种满洲亲贵里有名的糊涂蛋子，只是当年巴延三在军机处当小章京值夜，不巧给半夜遛弯的乾隆碰上了，顿时就认定了这位糊涂蛋“忠勤能干”，就这么直接抬举到了督抚的地位上。

可对汉臣，对落第秀才，对占了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汉家百姓，乾隆这位“聪明雄壮之主”，其严苛、其暴虐，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历代都有因言获罪，但是文字狱杀到老秀才、老童生头上，来个尽诛九族的模样，这算是乾隆一朝特有的发明创造。

至于贫富两极分化、饥民流民四时成群、聚敛财富得连脸都不要的议罪银，这样的盛世，乾隆朝是独一份了。

要说大军，凭着雍正年间攒下的家底，各省督抚倒也能组起一支来——已经被拿下的直隶总督刘峨不论，就在道海宗源剑锋之下的两广总督巴延三也不必考虑，可两江、闽浙、甘陕、湖广、云贵六个总督府，再算上漕运、南北河道三个总督，凑一凑，几路勤王大军还是可以凑出来的。

更不要说，满清还有兆惠、海兰察这几位重将领军在外。若是这几路军马不计代价向直隶攻杀而来，还真能给慕容鹉和魏野的这支“袖珍联合叛军”造成些许麻烦。

但关键就在于，煌煌大清的中枢之地，已经被端了个底掉。八旗宗室，不管是八家铁帽子亲王，还是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就没留下一个。中枢大员和堂官，也只剩下了纪昀为首的一帮子四库馆编修。

魏野和慕容鹉这黒手下得够快也够狠，根本就没有给大清体制留下一丁点的反应时间。

到了如今，直隶那些地方稍偏，不在冲要之地的地方官，到现在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清代入关后，吸收了晚明亡于党争的教训，在官制上下足了功夫，府州县之上，还要加上一个有权无地的道台作为大小相制的钉子。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之间，也是彼此牵制，事权不一。这个架床叠屋的体系，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皇权的稳固，但同时也让满清官场的拖沓、迟钝、报太平的积习一步步癌变糜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