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渐渐长大，就会发现，能力之外的事情实在太多，无奈之下只好学会适应。

关主任的其他弟子，也有过类似于孙瑞阳这样的经历，他们已经被迫适应了。有的被她抢过论文，也有的被她强迫着做了一作。还有的，自己想出来的idea，直接被她拿了去。然后过段时间，以她女儿的名义发了出来。

反正，不管她真实水平如何，以她现在的地位，只要在几篇有份量的论文上挂个名，她就可以完成学校的年度考核，至于其他的，她才不在乎。学校里的教授大多都是医院里的专家，需要病人提前好久抢号的那种专家，但是她不去医院，她说，她承担了系里的行政工作。

或许这也是变相地告诉她的弟子，她手里是有“权”的。所以，一个师兄劝孙瑞阳：“兄弟，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听她的话，只要能早早毕业，能脱离她就行。”

别人这样劝他，孙瑞阳却并不领情，他反问道：“你们就没想着揭发她这种行为？”

揭发？

孙瑞阳一说出这句话来，就发现在师兄弟眼中，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

相安无事，熬到毕业，然后各分东西，这样就OK了。干嘛要去拦她的路，再给自己添麻烦呢？

但是孙瑞阳就是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他无法做到熟视无睹，他更无法坦然地接受导师强制施加给他的这些压力。但如果要反抗，他必然会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会牵连这些无辜的师兄弟。

论文投出去之后，他每天都在不安中度过。他祈祷这篇论文不要被发出来，最好被拒掉，但是事与愿违，那篇论文很顺利地被接收了。

论文被接收那天，孙瑞阳接到了妈妈的电话。说来惭愧，他说自己很注意身体，结果每次去医院体检的日子，总是妈妈打电话提醒他。

孙瑞阳浑浑噩噩地去了医院，重新做了心电图，他自己看了一遍，便长叹一口气——这段时间的药，还是白吃了。

医生也很是纳闷，按理说孙瑞阳这种情况，吃这么长时间的药，足以让症状缓解了，那些药怎么对他不起作用呢？

孙瑞阳从来不喝碳酸饮料，生病以后戒掉了浓茶和咖啡，除了散步之外，从不进行别的运动。他跟医生坦白了这些，医生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那就只剩下压力了吧？

压力是万恶之源，可孙瑞阳对此一点办法都没有。医生知道他是同校师弟，也没跟他隐瞒，而是半开玩笑地跟他说：“你可得注意啊，这病是有一定概率猝死的。”

所有跟心脏有关的病，都是有可能导致猝死的，这点孙瑞阳也知道。徐娜不是收养了一个得心脏病的同学么？刚过完十一，她那个同学突然就不行了。徐娜很讲义气地把她拉回了家，陪她走完了最后一程。回来之后，她就变得更冷漠了。

她说，那个同学考上北大的时候，在家里是光宗耀祖般的存在。结果一生病，基本就没有人管她了，她的治疗费用大多都是校友们帮忙凑的。徐娜把她送回家，她的父母倒也伤心了一场，但是徐娜走之前，她父母问道：“她身上剩下的钱呢？”

徐娜忍了好几天的怒气，差点

儿就要爆发了，很想一个回旋踢，把这两个人的嘴巴全给踢歪。她一边痛骂理智是个坏东西，一边淡淡地扔下一句：“最后几千块钱全是我垫的，你们要是有良心，就还给我；要是没良心，就当那是我送给她最后一件礼物了。”

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亲生父母会冷漠成那个样子。被老太太讹诈过一次，又被这个同学的父母刺激了一次，徐娜更加偏爱黑色系的衣服了。她常常把自己缩在卫衣的帽子里，抽着烟，在人群里独来独往，思索人性的本质。

听乔琳说，徐娜可能没想出答案来，钻进了牛角尖里。最终还是跟单位请了几天假，刚开始在家借酒浇愁，后来几天就出去旅游散心了。

她跟乔琳说，没有经历过生死，就不算圆满的人生；但是在过早的年纪经历了生死，难免会在心里留下悲伤的种子。

徐娜不愧是中文系科班出身，说出来的话都是很精辟的。在乔琳眼中，她也活得很通透，跟大黄是一类人。但大黄是通透中带着一点游戏人生的戏谑，而徐娜看明白了之后，常常把那些沉重埋在心里，再变成充满灵性的音符和文字。

虽然徐娜的同学死于心脏病，但是乔琳很忌讳这个词，一开始没有跟孙瑞阳说过。但他们几个人本来就很亲密，这些事情也瞒不过去。孙瑞阳跟乔琳说道：“心脏病也分好多种的，我跟她同学不一样，我不会死的。”

乔琳慌忙堵住他的嘴：“你不准说这些。”

乔琳的恐惧不是装出来的，她一直很小心地屏蔽“心脏病”、“死亡”等字眼。看到她眼里的恐惧，孙瑞阳反倒觉得是一种安慰。他虽然从小就生病，但他的父母从来没有觉得他是累赘，而是尽一切所能地医治他；他身边有很多好朋友，常常默默地给他帮助；他还有一个小天使一样的女朋友，他足够幸运了。

在被学长“恐吓”了一番之后，孙瑞阳闷闷地回答了一声，走出了诊室。妈妈的电话打来得很及时，仿佛每时每刻都在认真地计算着他的诊疗时间，每次都能掐着点给他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