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从梁家勉先生开始打下来的江山。

好吧，跟这个有关系，也好像没啥关系。

前世，华农的历史学硕士点也很晚才能申请下来。

但想要研究农业考古，就绕不开农业史，或者说，农业考古也算是农业史领域的基本盘。

其实，梁家勉跟丁颖教授属于师生关系，从中大辍学之后，因为受到丁颖教授的器重，聘请他回中大农院主持图书馆工作，这也给他的农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鉴于丁颖教授的文章晦涩难懂，自己又缺少古籍文献，苏亦只能到华农拜访梁家勉教授。

奈何他不认识对方，只好通过关系去拜访。

在省博，他所谓的关系，当然就是杨式挺先生了。

此前，他写石峡遗址栽培稻遗迹初探的时候，杨先生就曾提议到他去华农拜访梁教授。

当时，他时间有限，再加上只是浅谈初探之作，不需要那么兴师动众。

其实，他之前去省粮研所拜访水稻专家钱咏文，顺带在研究所的稻田上插了一天的秧苗之后，钱老师也打算带他去拜访梁家勉先生，当时，他也拒绝了。

现在，文章越写越深入，不再是游戏之作，就必须要有文献资料去支撑。

这个方面，不管是省博还是中大，都没有华农有优势，毕竟是专业对口。

因为历史原因，中大有很多旧址，但最出名的肯定国立中大石牌校区。

正是因为有石牌校区的存在，周边才聚集了不少的高校跟科研单位。

到了后世，华工华农已经不用石牌校区这个称呼，大家也习惯性称呼五山校区，唯一跟石牌沾边的反而是华师的石牌校区。

其实，国立中大石牌校区是按照中山先生的遗嘱，规划的新校区，当年除了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外，全部迁入新校舍。

1938年的时候，校园建设因为日军侵华，被迫中断，期间，校园被作为驻军司令部，建筑一度受到破坏。

战后，再次扩建。

可以说，从1932-1949年期间，先后建造了各类建筑和主要构建物182座，其中，农学院、博物馆等15座已规划好的建筑未来得及建造。

52年，院系调整，中大搬迁到康乐园，石牌校区一分为二，成为华工跟华农的校区。

院系调整的目的，就是把民国时期效仿英式、美式构建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式的高校体系。

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工程、师范和农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使专门学院尤其是工科类专门学院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

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人文社会被严重削弱。

几十年过去，不少人都怀念当年的辉煌，觉得这次院系调整毁坏大量的中国高校。

毁坏与否，不能简单地照搬高校规模去评判，综合性大学就一定是辉煌？

君不见后世985/211过后，又开始变成双一流。

于是，有人把南大、浙大、厦大、武大、中大并成为52年院系调整中的“五大母校”。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广东的著名高校，或多或少都跟中大历史渊源。

比如现在的中山医大，就是曾经中大医学院，当年没搬入新校园，拆分之后，也不需要去康乐园，才有后来中大的北校区。

而，留在原址的农学院跟工学院，又经过重组成为现在的华工跟华农。

这俩高校之间，一脉相承，之间的故事就很多了。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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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高校合并大浪潮的时候，这俩高校还一度想过要合并，有人调侃说可以组建一个新的“华南工农大学”，于是，有人不嫌事大，提议把回归地方的南医也并入进来，组成新的“华南工农兵大学”。

实在觉得这个名字太牛叉了，低调一点换成“华南大学”也行。

然而，你真这么搞了，中大的面子哪里搁啊？

石牌校区拆分为两个学校以后，慢慢地就逐渐开始建围墙，为啥建围墙，不得而知

其实，前世，中大旧址这批近代建筑保护现状并不容乐观。有学者对现存69座历史建筑的调查显示，本体真实性较高的21座，约占总数的%；真实性较差的12座，占%。

后来，国立中大石牌校区旧址成为省级文保单位后，曾经人有提议，要把两个学校之间的围墙拆除，恢复国立中大的“钟型”校区，这事，最终不了不了。

两个学校经过各自的扩建，围墙都有好几千米了，甚至，好些华工的学生在工农路走的时候，都分不清隔壁的建筑物，不是自家大学的。

有过实地考察长春吉大以及各大高校满洲式建筑的经验，苏亦到华农的时候，就忍不住重操旧业。

目前为止，他已经完成北大燕园的文物勘察工作，再加上之前的长春各大高校，回到广州，他正好可以继续这件事。

之前，在中大，他就把康乐园的民国建筑也弄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轮到国立中大石牌校区。

这些高校近代建筑的保护，现在，国内普遍不重视，后来有条件，才慢慢提上日程。

除在北大，苏亦能身体力行的去呼吁师生重视燕园文物的保护外，其他高校，他也没法呼吁其师生去保护这些近代建筑，因为客观条件真的不允许。

但，在它们还没有被严重破坏的时候，对这些建筑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勘察测绘。

未来不忙的话，可以写一本《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与建筑》，相比较其他的领域，他在这个方面的资料已经收集了不少。

除了北大、吉大、中大，其他的教会大学，他也收集了不少的资料。

等哪天不那么忙了，就开始弄。

现在嘛，先勘察测绘收集资料。

好吧，测绘比较难。

但，绘图拍照，编写调查资料，他还是能够做到的。

民国时期，中大石牌校区建造之处，时任校长邹鲁野心极大，校园初步建成后，他将石牌校园跟国外高校比较，曾说过，“其规模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

野心确实很大。

实际上，在戴季陶当校长期间，就先后聘请吕彦直建筑师和德籍海克教授做过校园规划，却不被采纳，后来建筑师杨锡宗才弄出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特色的方案，“其底案乃就周代辟雍之制度而扩大之。”

辟雍是个啥？

是古代帝王行礼乐、宣教化的地方。

于是，国立中大石牌校区的中轴线北端。设环形道路模仿辟雍，其寓意是显而易见的。

结果戴季陶在任的时候，政府根本没钱，等邹鲁到任之后，才能动工。

而且，真正动工之后，方案也随即调整。

校址原为丘陵荒山，建筑用地都是经过削峰填谷获得，建设难度极大。必须要因地制宜，早期的规划，钟形的平面图式和大量次要建筑按几乎团排列，与地形不符，于是，建设过程中多次调整方案，但，最终呈现出来的校园还是“依山就水”的校园格局。

跟地形地貌融合的很好。

结果，52院校合以后，整个布局，就乱了，五十年代还好，还基本按照南北中轴线来。

到了后面，就怎么方便怎么来。

前世的时候，已经没有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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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局了，庭院概念的强化弱化了最初“依山就水”的规划思想。

可以说，大量的水系被填平，山头被削平，依山就水的山水校园，只存在文献之中了。

苏亦不是学建筑的，中国近代高校与建筑，对于他来说，就是兴趣使然。

他到华农是过来拜访梁家勉先生的，调查勘探石牌校园建筑群是他的闲暇之余干的事情，不能耽误本职工作。

自从52年以后，梁家勉先生就开始担任华农图书馆馆长，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在这个职位待到退休了。

所以，苏亦跟杨先生到华农拜访梁家勉先生，并没有去他的寓所，而是直接到华农图书馆。

前世，华农的图书馆馆舍是1987年建成的，现在的图书馆是就是后来的农博馆，当年苏亦没少去参观，几乎一到华农就去农博馆跟民族服装服饰艺术博物馆。

这两个地方，可以看的东西还是不少的。

图书馆位于华农16号楼。共三层，馆舍于1935年建成，四四方方的红砖建筑，现在除了藏书之外，并没有后来农博馆布置的各种展厅。

华农图书馆的农史资料品种相当丰富，而且有不少珍稀品种，在梁家勉先生多年的努力之下，这里已经成为了全国著名的农史资料收藏中心。

为华农乃至全国的农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文献资源保障，许多专家学者都曾到华农图书馆查阅这方面的资料。

不仅，丁颖教授写文章需要过来这里查阅资料，就连大名鼎鼎的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也曾经过来这里。

华农图书馆农史藏书成为全国之最，离不开梁家勉先生的努力。

当年，华农建立，图书馆接收了原中大农学院、岭南农学院和广西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及病虫害系的藏书，组成了华农图书馆。想要捋顺这里面的问题，让图书馆能够快速投入试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老先生几乎以馆为家。

尤其是他创建了圈内极为著名的“古农文献特藏室”，苏亦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老先生在图书馆的办公室，见到苏亦跟杨式挺俩人到访，显得特别的开心，当场就露出喜悦深情，站起来紧紧地握住杨先生的手，然后让座，示意他俩坐下。

等杨先生说明来意，梁家勉笑道，“你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杨式挺笑，“您老别笑话我了，我这一天天的，几乎都在外面跑，不是下工地就是在下工地的路上。不然，您老这里，我天天来。”

显然杨先生跟梁老的关系不错，说话也很随意。

介绍苏亦的时候，梁家勉笑，“小伙子不错，你在《文物》发的文章，我看了，写的相当有见地，你能够过来我这里，我很高兴。”

苏亦说，“去年写文章的时候，原本打算跟杨老师过来拜访梁老您的，结果，文章刚写完，就要去考古工地实习，就一直耽搁到现在，希望您老莫见怪。”

梁家勉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介怀，当年丁颖先生写文章稻作起源文章的时候，缺少出土材料，只能从文献考究，你的文章就是为丁颖先生的学术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要是先生还在世，肯定更加欣慰。我这把老骨头要是能够给你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我的荣幸。”

杨式挺见状，说道，“这一次，小苏打算从石峡遗址稻作遗存继续深入的论证中国稻作起源及其发展问题，不过，他还在读书缺少资料，只能过来跟梁老您求援了。”

梁家勉望向苏亦说，“我一会让人给你办理借书证，当然，你要是有时间也可以过来我们图书馆写文章，到时候，整个图书馆都对你开放，其他方面不敢保证，但是要论农史藏书，你们北大图书馆的古籍室都比不上我们馆的古农文献特藏室。到时候，你来，我给你开证明，只要开馆时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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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由进入。”

老前辈话语如此诚恳，苏亦都有些惶恐，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他下意识望向杨式挺。

杨式挺笑道，“你小子运气真好，才入行就得到梁老的帮助，华农的古农文献特藏室，这个书库凝结了梁老先生几十年的心血和汗水，农史藏书之丰富全国仅有，你们北大确实比不上。仅藏书已达五六万余册，这些书籍有相当一部分是古本、罕本、稿本、抄本和精刻本。其中单明刊本，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七十五部九百七十册以上。明刊本中，有一些是正统、成化、正德年间的刻本。此外，还有一些是朝鲜、曰本等国的古刻本或古抄本的中文书。”

苏亦憨笑。

北大在农学方面就是菜鸡。

没啥好否认的。

来之前，他也听过特藏室的一些事情。

比如，在特殊年代，梁老就因为这些古书，被戴上不少帽子。

当年，书成了老鼠打洞的材料，古农书库被称为“SJ摊子气”，被封闭了，后来又成了PD的急救室。书被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边。

当时，梁老可谓是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他担心有人会把这些书付之一炬，想到这些，梁老心急如焚。

他多次呼吁人们保护这些书，可是没人理睬，迫不得已，去函给竺可桢，请其就近商请郭老设法拯救这批国内所存无几，来之不易的书。

后来，梁老离开牛栏以后，在领导的帮助下，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才使这些书免遭大劫。

所以，苏亦很清楚，这批书还存于世，梁老功不可没。

兴趣是被触及记忆，老先生感慨说，“之前，特藏室在创设之初，确实不容易，当年我曾发函全国各地的书商、书店建立联系，请求协助收购农业古籍，只有我出差外地，每到一处，总是把业余时间用在书店里和旧书摊上。甚至，为了丰富馆藏，还想方设法搜集流失到海外、港澳等地的一些珍贵古籍。”

说到这里，老先生继续，“小苏，你要查阅资料的话，现存于特藏室的一部《哈佛燕京学社引得》你可能会用到，这书包括各种古籍索引近70种，是研究我国古籍的一套重要工具书，当初我了解到港台地区尚有此书时，便千方百计设法配购，多方托人求购，购买不到的则设法复印，终于将该书配齐。”

梁家勉先生重磅推荐，苏亦当然不会错过。

不仅如此，对方还说，“小苏，你的文章写好了，要是《文物》不合适发表，你到时候就把稿件给我，我帮你推荐给其他期刊，实在不行的话，再等几个月我们华农筹办的《农史研究》，正式创刊了，也可以发表。”

苏亦突然想起来，再过一年，梁家勉创办的《农史研究》就要创办了，比陈文骅的《农业考古》还要提前一年。

单论学界影响力，梁老肯定比陈文骅更大，这点无容置疑。

现在学界，各个领域的学术期刊都开始复刊或者创刊，农史研究也不例外。

这些年，梁家勉先生就为这事奔走。

现在，能够给苏亦这样的承诺，说明这事差不多就是敲定下来了。

难怪来之前，杨先生望着他，脸色还特别古怪，还问他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了。

当时，苏亦没反应过来，原来对方是在指这事。

他真没想要在《农史研究》投稿啊。

甚至，他都没想过要投稿的事情，《文物》版面不够，他就不发。

而且，他连续两篇同一个题材的文章都发《文物》确实不合适。

现在全国文物系统不知道多少人的文章还排着队等待发表呢。

他之前能够成功发表，完全就是蹭着石峡遗址的热度。

现在，在写稻作起源的文章，篇幅肯定更长，版面有限的情况之下，肯定很难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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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勉先生显然也是想到这里，才主动提出要把文章留在《农史研究》刊登。

这年头，可没有什么影响因子一说，或者说国内期刊，都不知道这是啥玩意。

能够在行业内，仅有的期刊发表文章，就相当了不起的事情。

从这点来说，梁老才看他的初稿，就给予这样大的承诺，可见老先生对他文章的喜爱。

这份喜爱，他可不能辜负。

不管如何，只要文章写完，就优先考虑放在《农史研究》发表，反正这玩意，也不讲究什么时效性，等个一年半载，问题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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