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听楚垣夕继续说：“那么具体的步骤和行权条件，我也会写在邮件里，没问题的话大伙下班前把协议签了。”

杨健纲悄悄把手举起来，问：“老楚你搞这么复杂，干嘛不直接送期权啊？”

楚垣夕看到很多人在点头。这事对于一般员工来说确实是很陌生的，即便行权的价钱再便宜。因为很多公司是直接送期权的。

他不怀好意的看了杨健纲一眼：“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啊，你想要免费的吗？也可以，条件给你变变。”

“算了。”杨健纲不明觉厉，决定不触这个霉头。

旁边赵杰拽了他一下，小声跟他说：“送的期权，你工作那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家公司，拿到过一回么？”

杨健纲坦然摇头。

赵杰扭头问：“哎老楚，你不能弄个什么税务筹划之类的帮我们合法避税么？”

楚垣夕不得不用关爱智障的目光注视他：“在天朝除了啃老和死亡，其它任何时刻都不要妄想逃税。”他叹了口气，接着说：“其实更应该感谢国家的是声叔他们，要是按照过去的税法，等明年要兑现一部分创始人期权的时候他们都得纳20%的税，当时就得纳。那样他们就好玩了，我估计有人会哭，可惜现在改了……”

说到税务筹划楚垣夕有一肚子的糟想吐，因为原世界办小康的时候他就自作聪明了一回。

那是2016年初的事情。彼时国家的税收政策是这样的：员工在获取期权的时候，首先根据期权价值缴纳工资税，七级累进最高45%，而期权一般数额不低，都会顶格纳税。

举例来说，如果公司送给员工的期权在行权时价值100万，员工行权的时候先要自掏45万的税款，因为这是代扣代缴的，不掏钱不能行权。

如果不是送而是按照行权价行权，假定行权价是20万，那员工一共要掏20万给公司+80万×45%的税=56万。

然后，这个股权，未来卖出的时候，上涨的部分按红利缴纳个人所得税20%。假设之前100万的股票价值上涨到300万了，再缴200万×20%=40万的税。

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因为20%和45%存在巨大的税差，也就形成了税务筹划的空间。显而易见，如果员工一开始在估值很低的时候就行权，把股权拿到手只需要按45%缴很少的税，未来上涨的幅度都只缴20%，这差四分之一啊！

但是期权的作用不只是激励，还有套牢，不能把股权撒出去然后让员工快乐的离职躺赚。按照华为任正非的说法，要让拉车的人拿到奖励，而不是坐车的人。

因此这个税务筹划还需要设计复杂的结构和协议，使用代持等方式，加入很多诸如回售权等等的限制，送也好买也好，使得员工在企业估值较低的时候获得形同期权的“股权”。

这样，楚垣夕以为可以通过这个愚蠢的办法帮员工把45%的税率规避掉。

然鹅，最终楚垣夕学到了宝贵的经验——到底该按什么方式缴税是税务局说了算，而不在于你怎么理解税法和财务准则。结果一通操作猛如虎，最后比分0:5，税务官告诉小康的财务总监：这都是外国玩剩下的，别来这套！结果这个税务筹划没有任何卵用，最后只能乖乖的缴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