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玛瑙斯。

土著兄弟农场，烟叶种植区。

种植烟叶对土壤的伤害不小，烟叶种植区被安排在农场的最外围靠近亚马逊丛林的这边，而且也只种植了区区的80万亩。

由于烟叶上中下区域的成熟时间不同，用来制作烤烟的烟叶就不适合机械化开采，只能人工一台一台的采，先收最下面的，上面的依次要生长更长的时间，不然不成熟会影响到烤制后的颜色品质。

褚德贤，韶州一位种植了多年烟叶，并十分精通烟叶烤制的农民，今年45岁，对农民而言正是壮年。

去年，他被土著兄弟农场请了过来，担任烟叶种植区的副区长兼技术总工，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折合5000斤猪肉，这还不算年终奖和一系列的补贴。

站在一望无垠的烟叶田旁，褚德贤从兜里掏出一张经过裁剪的报纸，又拿出一个烟叶筒，往报纸上倒一点烟叶，把报纸卷成喇叭状叼在嘴里，从腰间摸出一个竹制的火折子，打开盖子，吹了两口气，点燃报纸，重重的吸上一口。

旋即，吐出一口白中带黑的烟雾，拿下嘴里的烟卷，左手的大拇指按住鼻子擤了擤鼻涕，擤完，手指在胸前的衣服上抹了抹，脚又在地上搓了搓，抽抽鼻子，又把烟卷给叼上。

往前走两步，摘下一片烟叶放在手里端详了一会，褚德贤感叹道：“地好，日头也好，这一台烟叶不会差。”

把烟叶拿在手里，褚德贤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在褚德贤的办公室里有一个话筒，直接联接着广播站，进了办公室，褚德贤拿起话筒，喂了两声，测试一下，然后喊道：“开摘啦！”

他的话音一落下，种植区的三个宿舍区，乌央乌央的人从宿舍里出来奔向烟叶田。

烟叶种植区的工人来源比较杂，又从华囯招过来的烟农，也有**地区的研修生，最主要还是南美地区的人员，什么国家的都有。

褚德贤喊的是中文，能听懂的没有几个，不过没关系，工人们心里都有数，只要早上广播响起听不懂的话，那就意味着要干活了，傍晚再响起，那就是收工。

中午吃饭不用喊，食堂会开着车把午餐送到地头，在烟叶田里，散落着中午可以打个盹的草屋，在屋边上还有公厕和淋浴间，要是太热，还可以冲个凉。

烟叶田上空，一架直升飞机在低速飞行，机舱里云霄烟草集团的副总裁陈景阳正探出头巡视着下面的烟叶。

云霄烟草集团，由土著兄弟农场的三产公司和南若玢拥有的一家还未注册，就连名字都没想好的投资公司合资建立，算是神农南粮的第五级子企业。

陈景阳，胡建人，原华囯某小型卷烟厂的副生产厂长，精通香烟生产的各环节，被挖了过来担任集团副总裁，负责集团的技术管理工作。

直升飞机在烟叶田上巡视了一圈，又飞往农场的码头。

在码头上，一艘小型货轮停靠在那里，农场的工人正兴高采烈地从船上往码头搬着各种冷冻海鲜。

每个月，姜尚渔业的南美分公司的补给船都会往土著兄弟农场送一次海鲜，同样，也会从农场带走一些新鲜瓜果蔬菜。

有些渔船出海一次就会待上半年甚至是一年，为了让船员能吃上新鲜蔬菜肉类，姜尚渔业就建立了自己的后勤补给船队，分散在各地，就近从后稷农业的农牧场以物换物。

这种模式很受各个农牧场的欢迎，吃够了自己种的蔬菜，自己养殖的牛羊猪肉，不时的有海鲜开开荤，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事情。

土耳其，东部马尼萨省。

云霄烟草集团的总裁黄和祥正在烟叶田间考察烟叶的质量，虽然土耳其烟叶也是采用专卖制度，烟农并不能把烟叶直接卖给采购商，都是由烟酒局统一收购，但不到田间地头走一走，就无法提前评估产品和质量。

和南易见过面之后，上戸雅美派伊莲娜从远到近先后去了诺金斯克、卢甘斯克、新西伯利亚，她这一行是为了给云霄烟草集团寻找建立卷烟厂的地址。

苏修对烟草实行专卖管理，可到了现在，烟草专卖体制隐隐有被取消，烟草市场有对外全面开放的态势。

南易在读研究生期间，听到“休克疗法”这个名词之后，一直有在关注它的提出者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

杰弗里·萨克斯曾经担任玻利维亚总统顾问期间推行的稳定计划，帮助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从每年的40000%降至每年的10%，后来陆续为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政府的金融改革提供建议。

一直到近两年，萨克斯作为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经济改革顾问，应邀准备了一项激进的经济转型方案；协助斯洛文尼亚政府引入新的国家货币，协助蒙古政府进行宏观经济改革和私有化等等。

不管是“休克疗法”还是“私有化”，对南易来说都是非常美妙的名词。

从莫丹兵营离开，南易来到高尔基公园，四下转了转之后，找了张椅子坐下，手里拿着前几天收集的往期《真理报》报纸起来。

早在80年代后期，苏修理论界就出现了激进的改革思想。

这一切都源于苏修的经济困境，上天不是没有给过苏修人机会，早在七八十年代时，由于石油价格暴涨使得苏修人外汇收入大增，当时他们有重新调整轻重工业严重失调的畸形的经济结构的机会。

可惜的是，苏修上层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们将宝贵的外汇用于了军备竞赛和从国外购进大量的消费品来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

结果等到80年代后期石油价格大跌，原本由石油价格上涨而掩盖的一些问题，陆续暴露了出来，苏修不仅经济陷入了困境，政治上也出现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出现激进的改革思想也就不足为奇。

去年5月青年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就提出过“400天计划”，8月底，受老戈和鲍里斯（叶）共同委托，总统委员会沙塔林院士牵头制定了“500天计划”，只是后来受制于党派之间的斗争，这些计划并没有得到实施。

在莫斯科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叶戈尔·盖达尔，今年才35岁，他的人生就犹如开挂一般。

80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

1980年-1986年，担任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助理研究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全苏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主任研究员；

1983年-1985年，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1986年-1987年，在老戈改革时期的科学院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预测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

1987年-1990年，担任了苏共重要理论刊物“cp”杂志和《真理报》编辑、经济部主任；

就是在这一时期，盖达尔热切地的关注正在波兰进行的经济改革，并且在报纸上多次发表推崇并带有鼓吹休克疗法的文章，盖达尔此人可以说是休克疗法的信徒。

离开《真理报》之后，盖达尔又担任了苏修科学院和国民经济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南易对叶戈尔·盖达尔这个名字耳熟能详，上辈子看到关于鲍里斯的报道，不时的就能看到这个名字，他会是不久后**鲍里斯政府的重要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