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出台了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方案，旨在推动墨西哥经济的现代化。
这项方案是两年后为建立“华盛顿共识”采用的模板之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大的方面：通过大幅度削减进口关税以及最终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开放本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
除石油、天然气和能源产业外，大部分经济部门实行私有化并放松管制；推行旨在控制通胀的稳定方案，这一方案以维持比索和美元币值的紧密挂钩为基础。
具体来说，比索相对于美元的汇率每天只能在预先设定的微小范围内波动。区间非常狭窄，以至于墨西哥所有的汇率政策都必须考虑比索与美元之间这种非常刚性的汇率关系。
政府、私人部门和工会之间达成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共识，这就是着名的经济稳定计划，旨在控制工资和物价的上涨速度。这一共识由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撑，以便使通胀压力总体上处于可控区间。
以经济稳定计划为基础是墨西哥改革方案的关键特征，并使其与此后智利、阿根廷等国的改革方案有明显区别。
经济稳定计划的年度调整成为墨西哥重要的政治事件，民众对此充满期待，但有时也表现出焦虑。
这份经济稳定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改革获得墨西哥民众的政治支持。
领导墨西哥工人联盟的传奇领袖菲德尔·贝拉斯克斯每年参与审议和决策，为墨西哥改革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合法性，这是其他拉美国家的改革不具备的。
将汇率作为抵御通胀的工具，值得特别加以关注。
自1976年以来，墨西哥公众就将汇率变化与通胀联系起来。每当比索贬值的时候，进口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作为回应，工会会要求涨工资，这给物价上涨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它反过来导致了比索的进一步贬值、民众对通胀的更高预期以及工资和物价的进一步上涨。
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墨西哥当局在1988年决定将比索与美元挂钩。这一政策背后的想法——如果比索贬值的程度可以得到限制，通胀预期就会下降，从而使墨西哥的通胀达到与美国相近的水平。
尽管有萨利纳斯政府的改革，但墨西哥经济在1988年到当下的表现并不理想。实际经济增速平均仅有2.8%，明显低于智利的7.1%、哥伦比亚的4.1%，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出口虽然有所增长但并非特别出色，实际工资徘回在1980年的水平上，私人储蓄出现显着下降，贫困率继续高企，收入分配依然像过去那样倾斜。
积极的方面就是财政预算在1992年实现了平衡，通胀率下降到偏高的个位数，保护主义在各个层面上都被取消。
即使缺乏显着的经济效果，墨西哥的改革仍然被金融专家、学者、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视作取得了重大成功的桉例，从而获得一致赞誉。
在某种程度上，“墨西哥奇迹”这一说法就是这些机构创造出来的。这种热情和乐观源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很多分析者对这些改革措施本身信心十足；另有很多人认为即使效果没有立即显现，不久的将来也会有成效。
由于克林顿政府努力向公众和国会宣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各种益处，“墨西哥奇迹”正在实现这一流行的观点，得到了另外一股助力。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后，一大批观察家认为自由贸易协定会显着加快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墨西哥改革的成效也会因此变得让每个人都能看到。
此外，改革的支持者经常引用墨西哥的经验，以此作为成功桉例来论证在民主政权下成功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可行性。
实际上，墨西哥经常被拿来与智利比较，后者很多成功的改革措施是由专制的军政府推动。
由此推测，有人渴望找到一个在民主体制下成功实现市场化改革的桉例，美国官员尤其如此，这也有助于形成墨西哥表现出众的观念。
在1992年年中，即比索崩溃前几个月，财政部部长佩德罗·阿斯佩在伦敦经济学院久负盛名的来昂内尔·罗宾斯讲座发表演讲。
这次讲座公开发表的版本对墨西哥抵御通胀方案遵循的逻辑做了最为全面的解释。按照当时墨西哥政府中盛行的观点，固定的比索币值将迅速消除通胀的惯性，为价格上涨设置上限。
墨西哥的经济稳定计划成功降低了通胀的惯性，但没有根治它。
这使墨西哥的通胀率下降缓慢，而在90年代初期，本地的物价和成本比国际价格上涨得更快。由于本币几乎完全钉住美元，墨西哥的国际竞争力逐渐下降——墨西哥出口商从每美元商品中获得的比索数量保持不变，但是工资、租金、税金和保险等国内成本却持续上升，这压缩了出口商的利润空间。
1989年的布雷迪计划重组了拉美国家在“失去的十年”中积累的债务，墨西哥外债规模显着降低。从那时起，墨西哥对境外投资者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开始将国有银行私有化。
由于采取了这些政策以及感觉墨西哥要发生某种经济奇迹，国际资本市场将目光重新投向墨西哥，开始大规模投资墨西哥政府和政府企业发行的证券。
由此形成的资本流入飙升，使该国得以为日益增长的庞大“经常账户”赤字融资。
“经常账户”余额是衡量一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最全面的指标，从1992年至今，这一赤字平均几乎达到墨西哥gdp的7%，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此高的赤字是极其危险的。
因为政府开支得到了控制而且流入的资金主要是私人性质的，所以很多分析师，特别是墨西哥的政府高官相信，尽管资本流入的规模非常庞大，但是并不需要为此担心。
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家都在争论经济改革的正确步骤，探寻哪些市场应该先自由化，哪些市场应该较晚或较缓慢地放松管制。大部分专家都同意自由化的最优顺序应该是逐步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以避免因巨额的资本流入而突然增加流动性，从而导致本币人为升值。
与这一常规智慧相反，墨西哥选择在1989年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而此时改革才刚刚开始。
采取这样的改革步骤是对很多因素的回应，例如墨西哥长期以来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传统；该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强烈愿望，而加入这一富国俱乐部需要成员国放弃对资本流动设置障碍。
墨西哥的战略与其他紧随其后的拉美改革者形成强烈的对比，智利对于资本自由流动就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以避免危害出口竞争力。
由于没有限制，国际金融家得以使大笔资金在墨西哥自由进出。仅1993年不到半年时间，墨西哥的资本净流入就超过其gdp（半年）的8%，与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和墨西哥的历史数据相比，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大部分资金都是短期投机性的，投资于股票市场、私人部门金融工具和政府债券。
到1992年，大量观察家开始争论经通胀调整的币值或者经济学家所谓的“实际汇率”走强，是否会威胁墨西哥改革的持续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和拉美问题专家鲁迪·多恩布什指出：“墨西哥经济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汇率被高估”。
世界银行1992年11月公开的一份文件以一种不祥的预感提到，“开放资本账户还会使墨西哥暴露在短期资本流动剧烈波动的风险之下，即使国内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它也会把不稳定的外部冲击传导到国内”。
这份文件还提到墨西哥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或让比索贬值的方法，应对这些危险”。
为了回应这些忧虑，墨西哥当局再次强调了资本流入大部分属于私人性质，而且政府财政收支是平衡的，因此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它的立场基于以下三条理由：第一，墨西哥官员指出经济系统本身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应对突如其来的状况和冲击，比如有弹性的利率和有限的汇率浮动区间。
第二，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很快就会出现，这将带来出口的大幅增加，消除“经常账户”赤字和贸易逆差。
第三，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仍然是健康的，考虑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情况就更应是如此。
墨西哥央行行长米格尔·曼西拉曾告诉《经济学人》，贸易不平衡不是问题，因为它与外国基金的流入有关，而不是由扩张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导致的。
而且，墨西哥当局在进行计算后认为，经过恰当的测算，经通胀调整的币值高估并不像独立观察家认为的那么严重。
然而，这些分析没有认识到，从长期来看，资本以超过全国总产出8%的速度流入墨西哥，这是不可持续的，到了某一节点，资金流入的速度就会减缓，甚至戛然而止。
尽管对于在长期时间中多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可以维持这一点并无定论，但分析师可以遵循一些有用的准则，以探究资本流入是否存在对可持续性的偏离。
一般而言，大多数准则都呼吁将“经常账户”赤字控制在gdp的4%以下，而在1992年至今墨西哥远远超出了这一水平。
看完分析报告，南易敲击了几下键盘，调出今年会影响世界政治或经济格局的重大事件、会议统计表，查阅与墨西哥有关的部分。
作为将于6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筹备工作的一部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代表于1月18日至22日聚集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城，通过了《圣约瑟宣言》。
宣言重申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通过各自的努力和广泛的、非选择和歧视的国际合作，促进与保障完全遵行《世界人权宣言》及世界和区域人权文书规定的人权的承诺。
宣言认为，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宣言强调人权与民主和发展关系，认为保卫和加强代议制民主是有效享受一切人权的最好保障。
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国际社会必须尽快采取措施，通过适当机制实现这一权利，这种机制应当考虑到，在一个健康和生态平衡的环境中实现发展的权利是一项普遍权利。
宣言对儿童、妇女、土着人民、弱势群体、残疾人、移徙工人及其家属和老年人的境遇表示了特别关注，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合作，保护他们的权利。
南易快速浏览了一遍宣言的31条正文，从中筛选出和原住民与毒品有关的内容，按照宣言里面的说法，参与《圣约瑟宣言》起草的国家有义务改善毒品肆虐的现状，也有义务承认原住民对社会发展和多元性的巨大贡献；
重申对原住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福利的承诺，重申有义务尊重原住民的主动行动和参与；在不损害国家统一的情况下承认原住民文化的价值和多样性以及社会组织形式。
看过“世界人权会议”，南易继续往下看，今年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与墨西哥有直接关系的还有10月下旬由《华尔街日报》举办的“美洲会议”；以及克林顿提出的，其主要目的为了促进美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