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企业而言，可能会出现甲一意孤行投入巨资研发，把原来很漂亮的财报变得一塌糊涂，乙临危受命挽大厦之将倾，却恰好实验室传来了好消息，乙功成名就，甲爱谁谁的局面。

对另外一些企业而言，得了，别瞎想，洗洗睡吧，几个钢镚儿，还是掰开给工人增加点福利比较实际。感冒药里少掺点玉米粉，打中药牌的别掺西药，也能算是好人一枚了。

调侃之余，南易也清楚搞药物研发的难度，生尘药业一转眼快十年了，利润一直都还可以，可要说投入到有突破性的药物研发中，还真是力有不逮，且也会阻力重重。

股东们年年拿分红，心里一直美滋滋的，突然分红没的拿了，还要把原来已经拿到手的吐出来，甚至要把身家性命压上，可想而知，没有股东会乐意，大约只有南易会投赞成票。

这也不是南易有多高尚，而是他底子厚，扛得住，而且，往恶意的方向拓展一下，当“乙”是个不错的选择，等股东们把钱烧光，要贱卖生尘药业的节骨眼，如果研发已有曙光，南易大可全资收购烂摊子，接着砸钱，谱写一段持之以恒负重前行，终于迎来奇迹时刻的佳话。

然后贱兮兮地说一句，我的成功在于坚持，最困难的时候我去卖过血，在成功前的一秒，我还有打算嘎腰子。

对华国药企来说，实力不允许投入专利药研发是一个方面，没有动力是另外一个方面，除了药企本身之外，保险也在深深制约着专利药发展。

G2B除了销售第三生物制药的专利药之外，也有居间贸易的业务，简单点说就是代理一些新特药，然后打开药企打不开的市场，从中赚取一点差价。

这种不容易打开的市场想要打开，其中的成本可想而知，为了保证利润，G2B在挑选药物的时候，自然会选择一些高价新特药，而对于目标市场的选择，有良好的人脉关系这是必然，其次就是看目标地的商业保险市场是否繁荣，大众参保比率是否高。

高价新特药有个“新”字，意味着它大概率不在医保目录，全部费用需要消费者自行承担，而“高价”二字，意味着大概率消费者承担起来有点吃力，甚至是无力承担，商业保险市场不繁荣，药品的销量也会比较有限。

说到底，专利药与仿制药的很大一个差别在于成本。

尽管专利药的技术上水准更高，但从商业角度来看，仿制药属于低成本低回报，价格相对亲民，而专利药的研发投入成本较高，研发周期较长，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生产模式。

由于前期投入成本过高，且专利保护只有20年时间，这就导致了专利药的定价普遍偏高。

而假如一家国内制药企业开发出某款新型专利药，很难第一时间进入社会医保，通常需要患者依靠商业保险或者自费购买。国内商业健康险覆盖率微乎其微，也就意味着高价药的市场空间有限，很多患者可能选择其他备选治疗方案。

对于药企来说，做专利药的市场风险确实很大。药企想要开发新药，技术与工艺决定了能不能做、做不做得好，市场与利益决定了药企想不想做。

显然，就目前国内的情况来说，药企不想、不能，也根本没能力进行高投入的新药开发，不仅如此，其实大部分的国内药企就连仿制药都生产不好。

药品与一般工业品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模仿一定要精准。如果是模仿生产皮包、衣服、玩具之类的一般工业品，只要大致比例一致、材质相近，成品就不会差太多。

但仿制药的生产则要求剂量、安全性、效力、质量、作用以及适应症与进口药几乎完全相同，即药品一致性。

当仿制药与专利药的一致性不足时，很容易导致同样的药品杂质含量不同、吸收程度不同、副作用有差别等一系列问题。

不过，国内目前对仿制药的一致性审查要求并不高，这就导致不少药企可以以较低成本制作劣质的仿制药，并且通过药品审批。

既然通过低成本制作的仿制药也合乎标准，谁又肯将大量的经费用在生产工艺与技术研发上呢？

工艺与研发显然无法对行业推动起到足够的推进作用，被取而代之的则是销售。谁广告打得好，谁销量就好，各大药企把精力都放在营销上，而不是做出一款好药。

长此以往，制药产业形成了惯例，原本应当由技术驱动的产业变成销售驱动，资金配比上，营销也占据绝大部分。低于1%的研发投入，在这个环境下对很多药企来说其实非常符合市场规律。

处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南易虽然一直有想法在医药行业广撒网，但并未付诸行动，国内不是没有值得投资的好药企，只是那种好人所共知，你想投资，人家多半爱答不理，而想要投资蒙尘之珠，他又缺乏一套甄别药企好坏的标准。

无论是在美洲还是欧洲都非常有效的标准，一拿到国内来就会面临水土不服的情况，正因为国内的市场有别于其他国家，有其强烈的个性特色，也成了南氏的产业分为华国与其他两个大块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南易另起一行，又在本子上写下人脉、地域、营销三个关键词，对国内药企的投资潜力甄别，可能会从这三个方面着手。

印尼盾有很大概率会迎来大贬值，把滕碧莲筹集的资金拆借出去，以亿万国际的名义去印尼贷2000亿印尼盾应该是可以操作的，手续费算500亿，贷三年，利息算860亿，印尼盾能不能跌一倍以上？

带着疑问，南易在键盘上敲击几下，调出关于印尼的资料……

从九点半到凌晨，等到联合会议结束，南易才洗洗睡。

次日，上午八点，第三资本、蜥蜴人、策略小组、金融小组的部分人开了一个电话会议，主题就是讨论值得投资的药企名单。

名单很长，默沙东、惠氏、赫切特、汽巴·嘉基、拜耳、辉瑞、华纳兰伯特、雅培、礼来、百时美、史克、普强、山德士、罗氏等巨头都在列，之所以金融小组也参与其中，是因为这些巨头不是想入股就能入的，总之，被选定的目标能入股则入，不能就去二级市场扫货。

不强求，不会表露出太强的攻击性，更不会搞什么高溢价收购，生物制药企业找股东增资是比较常见的事，股份到手可不是就能躺着等分红，搞不好什么时候就让你再掏一大笔。

南易能记住不少畅销高价药的名字，但并不了解它们在研发过程中消耗的研发经费，研发这个环节不确定，在生物制药领域就不存在百分百的低投入高回报。

一款总销售额数百亿美元的药品，专利期内能创造的净利润也许低到只有区区一二十亿，平摊到二十年，一笔投资可能跑不赢低风险理财产品。

一个上午的时间，南易都在倾听，并未发表自己的意见。

下午，南易还是继续倾听一个电话会议，主题是关于已经可以预见的东南亚乃至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发生后可能出现的局面预测，重点是哪几个国家会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四副良药：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市场定价、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

无论哪个国家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对资本而言就意味着机会，大机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