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前一种说法的单纯狂热来讲，后一种说法颇有一些人格崇拜甚至阴谋论的味道。而且贵格会在很多形式上与当时的教派特色并不一致，反而拥有着更多世俗权力的痕迹。

贵格会的特点是没有成文的信经、教义，最初也没有专职的牧师，无圣礼与节日，而是直接依靠圣灵的启示，指导信徒的宗教活动与社会生活，始终具有神秘主义的特色。这看上去是一个组织不够成熟内部相对散乱，而且极其容易被影响，野心家篡夺最高名义的狂热组织，对我们来说，他甚至多多少少的带有一些太平天国的味道。不过他们终究没能在历史上做出什么像样的成就来。

18世纪算是他们发展的顶峰期，此后他们的人数和规模都有缩减的趋势，待到21世纪左右的时候，全世界的相关成员大爷只有20余万人，主要集中于美国，有112190人，其他人数较多的国家有肯尼亚33000人，英国20250人，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共约2000人，德国、荷兰、法国、瑞士也有少数教徒，该会国际组织为“世界公谊协商委员会”，总部设于英国伯明翰，在主要国家设有分部。

但是在1756年的北美殖民地，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却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只不过海宁对这种影响力的认知并不源于这种影响力的形成过程。而是源于法国与英国之间的殖民地战争对这种影响力所带来的巨大威胁。

这种威胁并不是海宁的法国盟友们直接带来的，他们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因为贵格会的敌人有很多其中之一，甚至包括身处大洋彼岸的伦敦政府。

至于其中之二之三，那说起来就更加复杂了。

到1756年春天，即便是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中最为极端的那批顽固分子也忍不住开始怀疑，他们是否能长时间地照旧在坚持他们原则的同时掌握政府权力——这一权利形成于对早期移民的管束和控制，但如今却逐步受到了挑战。

受到挑战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外的美丽包装和对权力的野蛮诉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早在1702年，詹姆斯·洛根就向威廉·佩恩报告：执政“不符合他们的原则”，十八世纪前半叶的事态证实了他们的敌人一再重复的指责，即“执政与贵格会派宣称的原则绝不相容”。

在危机时刻，这种冲突已不再仅仅在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派统治集团和固执的伦敦帝国政府之间展开。宾夕法尼亚有三大派互相争斗。一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大众派，它的成员中包括了开明的贵格会教徒，既反对信仰方面的绝对教条，也反对寡头制统治。他们提出了一个建立民兵的法案，要求所有人都承担军事义务，否则须交纳罚金，而军官由士兵民主选举产生。

贵格会教徒不一定非得拿起武器，但需要以支付防务费用来助一臂之力。反对富兰克林一派的是贵格会教徒中的极端分子，由拒绝为任何军事目的纳税的伊斯雷尔·彭伯顿之类顽固的和平主义者领导。与上述两派相对立的是领主及其总督，他们不愿由领主承担理应由贵格会教徒缴纳的费用。他们害怕用民主方法选举民兵军官，但也不同情和平主义。

尽管反对贵格会的情绪不断高涨，该殖民地的非贵格会派人口也在逐渐增加，而且历任总督也对贵格会很恼火，但贵格会教徒在1756年开始时仍然控制着政府。这一年，贵格会教徒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大概不足四分之一，但宾夕法尼亚议会的三十六个席位中，他们却占了二十八个。而且，顽固分子是其中最有影响和最积极的。

这时，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宾夕法尼亚地区的三方绞杀陷入到了更大的漩涡当中，随着英法殖民地的冲突，一些为法国人卖命的印第安部落遭到了英国人的血腥报复。于是在边境地区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大屠杀，这当然是不人道的，也是极其容易引起句式变换的，而且对于掌控着政府的辉格派来说是最为不利的。因为他们被认为理应对这样的事件负责，毕竟权力在他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