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温克尔曼也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沃波尔在写给历史学家罗伯逊的信中说：“好历史学家是所有作家中最难求的。无疑，文体优雅不可多得，能掌握翔实的资料更弥足珍贵，要是两者能配合得恰到好处的话，能够持平不偏真是这个巧合中锦上添花的好东西！”吉本诚然未能通过这个持平不偏的试炼，但塔西佗——唯一能在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群体中和他抗衡的一个——也过不了这一关。

吉本写了或开始了6份自传，他的著作执行人谢菲尔德第一任伯爵把这些自传编织成一份极为优美、却净化得不恰当的《备忘录》（1796年），有时被称为吉本的《自传》。

吉本还记了一份日志，这份日志起自1761年，然后以各种不同的名称继续记录，直到1763年1月28日。他记录的这些主要来源被公认为极为正确，唯一的例外是他的家系。

当然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那是因为这个小伙子还没有进入总结人生的年纪，他还没有那么多的感悟要书写出来。不过这也并不妨碍海宁这样的穿越者，以高屋建瓴的姿态对此有所了解。

在那些散乱的自传文字当中，他用了8页的篇幅来详述他极为显赫的先世，残酷的系谱学家却将之夺去。他的祖父爱德华·吉本一世在“南海的梦”被戳穿（1721年）后，和“南海公司”的其他主管一同以渎职的罪名被捕。吉本一世的财产，据他自己估计约值106543英镑，除了其中的1万英镑悉数被充公。据我们这位历史学家说，他就用这笔钱“筑起一幢新财富的大厦，这个新厦……不比原先的差到哪里去”。他不赞成他儿子爱德华·吉本二世的婚事，因此他在遗嘱中把大部分财产留给卡瑟瑞恩和霍斯特这两个女儿。卡瑟瑞恩的女儿嫁给爱德华·艾略特，艾略特后来为爱德华·吉本三世买了国会中的一个席次，霍斯特后来成为威廉·劳的有钱的拥戴者，因为她拖了很久才去世，还使她侄儿不高兴了很久。爱德华二世由威廉·劳担任其私人教师，念过温彻斯特学校和剑桥大学，娶朱迪斯·波顿为妻，生了7个小孩，只有1个没有早夭。

1737年5月8日，吉本生于萨里郡的帕特尼城。1747年，他母亲因怀第7个小孩而去世。他父亲把家搬到汉普郡的巴瑞顿乡间地产，离伦敦58英里，而把吉本交给帕特尼郡祖父家的姑母照顾。我们这位未来的学者就在那个藏书甚丰的图书馆里埋首苦读。他时常生病，使他在温彻斯特学校课业的进步不时中断，不过在他渐愈之后，他总是勤奋苦读，多半是读历史，尤其是有关近东的。“穆罕默德和他手下的信徒立即引起我的注意……我一本接一本地看，最后我终于转完了整个《东方史》的大圈子。16岁以前，我已经把那些用英文写成的有关阿拉伯人与波斯人、鞑鞑人与突厥人的所有史书都看遍了。”他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写成关于穆罕默德与哈里发及君士坦丁堡的占领那几章，堪称迷人的记载。

15岁时，他被送往牛津大学的玛吉达伦学院就读。“我到校时满腹经纶的博学足可使博士惊讶不止，而无知的程度又足以使学生感到羞愧。”他身体太弱，无法上体育课，个性内向，无法很随和地与其他同学打成一片。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称职老师门下的聪明学生，然而他渴望向学，却找不到热衷于教学的教授。大部分老师容许学生们有不上课的自由，还允许他们把一半的时间用在“懒散的诱惑”上面。他们还沉溺于“行为不检、择友不良、迟到早退、挥霍无度”——甚至还可以在学期中到巴斯城或伦敦去玩一趟。然而，吉本“因为年幼脸皮薄，无法像街上那些有男子汉气概的牛津人一般去考文特花园的旅社和妓院寻欢”。

该校教员清一色是教会人士，他们在学校教英国国教的《39条款》，并将之奉为圭臬。吉本生性好胜，向教授讨教。他认为从《圣经》和历史看来，天主教会配得上该教宣称的神圣性——这在自立国教的英国，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当然现实当中，这种行为通常是在宗教的光辉之下得以宽恕的，但这种情况是否一定要用通常来休市，这是未知之数，准确的说它取决于教会甚至国王的决定。

后来，一位信天主教的熟人给他一些悬疑的书，主要的有波舒哀的《天主教教义的解说》和那本《新教演变史》。这些书“促成我皈依天主教，我还真正被一只高贵的手触摸”。他带着一股年轻人的冲动向一位天主教教士忏悔，被收入罗马教会——这件事情发生在1753年6月8日。

他将此事禀告其父，对被召回家并不感到惊讶，因为牛津不收天主教徒学生。而且，根据布莱克斯通的说法，新教徒皈依罗马正教更是属于“极大的出卖行为”。父亲急忙迫使儿子前往洛桑，并设法要他和一位加尔文教派的本堂牧师同住。他起先在那里终日郁郁不乐，幸亏帕维丽德虽然不很宽容，却很和善，于是我们这位年轻人才逐渐对他好些。而且，这位本堂牧师还是一个对古典文学颇有研究的学者，吉本阅读和写作法文的流畅才得以和英文一般，并对拉丁文有着相当的心得。不久他被介绍到有高度教养的家庭里做客，这些家庭里人的仪态和谈话，远比他在牛津学到的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