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胡适主编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刊物《国学季刊》第一期出版。这本刊物虽是以研究国学为目的，却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编排方式是自左向右的“横排”，文章也全部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仅刊物的外在形式在学术界就引发一次不大不小的革命。在中国顶尖国立大学出版，讨论国学的刊物，竟然使用“蛮夷”的形式，这一举动对当时的学术界，可是振动不小。不光是形式，《国学季刊》在内容上也开启了西体中用的国学研究时代。

创办《国学季刊》，是北大国学门的一大举措，该刊问世后刊登了多篇经典之作，而尤以胡适执笔撰写的《发刊宣言》影响最著。

胡适在《宣言》中首先对明末迄于民初三百年中古学研究的历史给以检讨，首先肯定了三百年来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同时指出其缺点：（一）研究的范围太窄；（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缺乏参考比较的资料。

而后提出研究古学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有三个方面，一是扩大研究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特别对如何系统整理的问题作了详尽阐释。

最后以三个方向的期待作为治国学的互勉条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胡适晚年的时候，回忆起这篇《〈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说，这是一篇“主张以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的宣言”，是“新国学的研究大纲”。

2月4日，胡适根据新获得的材料对以前所作的《西游记序》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完成了《〈西游记〉考证》一文。

3月4日，胡适应清华学校四位即将出国留学青年之请，拟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胡适在序言中说：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一点。

“这虽是一个节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

“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二点。”

4月初，胡适开始作英文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一文，认为“此题甚不易作，因断代不易也”。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自宋代起，王学之兴是第二期，清学之兴是第三期，文化运动是第四期。

在此期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这篇演讲词随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