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曹诚英的恋情最后是无果而终。

无论如何，胡适还是与江冬秀最终厮守了一生。“胡适的小脚夫人”也因此而列入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在胡适的劝解下，曹诚英堕了胎，后在胡适的帮助下她去了美国留学，入读胡适当年读过的康奈尔大学农学院。

这之后，胡适写过很多若隐若现的爱情诗，说明他对曹诚英并未忘情。而曹诚英后来曾经有过两次恋爱，但都未成功。

曹诚英离世前，曾立下遗嘱，表示她死后要葬到老家绩西旺川村的路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条路，正是胡适回老屋的必经之路。

也许，生前已无音讯，死后她还希望能有机会再看胡适一眼吧！足见其用情之深。

胡适回北京后身体没有完全恢复，加上女儿素斐病重，两次病危，继侄儿胡思永之后，另一个侄儿胡思聪也不幸天折。胡思永去世时只有二十岁，胡适与这两个侄儿感情很深，他们的早逝对胡适的打击很大。

再加上对曹诚英的歉疚，以及爱又不能爱，忘又不能忘的折磨，1924年是胡适心情很糟的一年，当年的日记只记到1月27日。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年谱》中说：“今年真是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教了一学期的书，此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泰戈尔应北京大学之邀来华讲学并访问。1924年4月12日他抵达上海，23日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等前往车站迎接，遂下榻北京饭店。

5月1日晚，泰戈尔为清华师生做了演讲，地点在大礼堂，徐志摩担任翻译。泰戈尔凭自己敏捷的才思、真挚的情感，让清华师生大饱耳福。他表示自己到中国“如归故乡，至为愉快……华人审美之观念极深，虽极微细之物，均含有美术，是以多处均感其美。”

首次演讲，泰戈尔并没有准备，一气呵成、诗意盎然，带给人强大的精神触动。他在演讲中歌颂美与纯真，呼吁清华同学要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人类的文明正等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她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得在这个方向里尽你们的贡献。”

5月3日晚，清华学校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欢迎泰戈尔。当泰戈尔步入大礼堂时,全体同学起立致敬。落座后，首先由学生会干事部主.席致开会辞。接着，同学们唱校歌。会上，同学们还表演哑剧、国乐、昆曲等节目。泰戈尔对国乐表现出浓厚兴趣，一曲完毕后，意犹未尽，又请同学们加奏了一曲。

此后的几天时间，泰戈尔多次接受了同学们的采访。同学们不但领略了泰戈尔的诗人和哲人的风采，还就很多社会、人生问题，与泰戈尔进行了交流。

在京期间，泰戈尔曾到法源寺观赏丁香，到小汤山感受汤泉沐浴，到故宫游览，在史家胡同拜会各界名流，在开明戏院看梅兰芳的京剧《洛神》。

泰戈尔回国后，于1925年将在华演讲结集出版，名为《在中国的谈话》。其中第三部分“与学生的谈话”，主要是他在清华学校的讲演，反映出诗人对美丽的清华园、对热情好客的清华师生深刻的印象。

泰戈尔在华期间，胡适与其常有接触。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印度伟大的爱国者。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飞鸟集》《眼中沙》《四个人》《家庭与世界》《园丁集》《新月集》《最后的诗篇》《戈拉》《文明的危机》等。

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3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1884至1911年担任梵社秘书，20年代创办国际大学。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1941年，他写下了控诉英国殖民统治和相信祖国必将获得独立解放的遗言《文明的危机》。

7月，胡适在大连演讲四次。8月，胡适与丁文江夫妇在北戴河避暑，他觉得“这一个月要算是近年最快活的日子”。这一年中，胡适主要的著作有《戴东原的哲学》、《费经虞与费密》等，而计划作的《禅宗史稿》、《清代思想史》等著作都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