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改革使得中国公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胡适对于中国公学的发展，我们不能不佩服；胡适对于中国公学的整顿，不算不尽力”，“如果胡先生能多做几年校长，再多尽一点儿力，将来把中公由较好的大学，升到世界著名的大学，也是意料中事”，这是当时学生对胡适治校的评价。

事实证明。胡适不但是个出色的学者，也是个优秀的管理者，不但学问做得好，官儿当得也得心应手。

说到了领导者，人们常用的赞誉之词常常是“率先垂范”、“事必躬亲”、“身先士卒”、“事无巨细”等等。

但是，胡适这个校长最被人称道的，却是对学校事务采取的无为而治的行事风格。

副校长杨亮功说：“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他是以无为而为，与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样的态度。胡先生只注意于学校的重要问题，付与各主管以事权，并为之排除困难，因此养成各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精神。”

与杨亮功的评价相比，一位名叫陈咸森的学生讲得更透彻。他说，胡先生一贯主张无为而治，“这在当年我们做学生时还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后在台湾看到胡先生的一篇‘无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内说到艾森豪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做总统时两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无为而治’的深厚道理”。

这里说的艾森豪就是艾森豪威尔。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汇报各自的工作。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几天以后，他问副校长，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对方说共有63位。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只接见三位将领。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63位负责人，他们谈的我不大懂，又说不到点子上，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

另一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并交代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

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

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许多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负点责任，就死死抓住权力不放，好像所以让他当这个领导，是因为就他行，别人都不行。这样的领导人从来不懂得，一个合格的领导者的最大责任是尽可能的调动和发挥下属的聪明才智。他们也不懂得一个人智力和认识是有限的，“一个人就算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对于领导者，所谓“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应该成为每个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遵守的一条戒律。

这也是胡适初次与蒋介石见面，就把自己写的、阐述这个道理的《准南王书》送给对方的原因。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领导者，无为而治是大智慧，甚至是最高的境界。

因为不能天天在学校，胡适每月只领100元车马费。朱经农过意不去，曾在信中关切地询问：“兄近日个人经济问题如何解决？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夫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上学期所定夫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永远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

从这里，不难发现，胡适做人做事的原则。

胡适在中国公学，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沟通文理。为了沟通文理，他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事实证明，胡适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比如吴健雄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却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功夫。有一次她还在胡适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100分，这件事不仅对吴健雄的影响很大，也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话题。

沟通文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而且还是涉及到教育的目的所在。所谓知识相关，各门知识是广泛联系，相互依赖的。如有些人所说，“过早接受专才教育，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还容易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不会思考的奴隶”。

胡适非常重视学生的读书学习。

他认为读书既要精又要博，他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

在他看来，读书要精的秘诀在于“眼到，口到，心到，手到”。需知著书的人，他写每一个字都是反复推敲的，而且每个字又有很多的意义，眼一时不到，就很容易误解作者的意思，贻害很大。口到就是要多读，特别是不甚理解的地方，多读几遍效果很好。心到就是要用心考究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此排章布节。手到的范围很广，它不仅包括做笔记、写心得，还包括查字典、做标记等，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手到这一手段把著书人的知识给彻底消化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