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出席国民党六大，与潘公展等组成特种审查委员会，起草《对中共问题的决议》，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

1945年秋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10月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与毛、周等中共代表举行重庆谈判。

1946年1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曾任出席第二、三届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被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逃到台湾。此后历任台湾国民党当局“总统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职。

我们应该记得，在蒋介石和胡汉民发生立宪之争时，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的王世杰曾是蒋介石的重要助手。

从王世杰的履历中，不难看出此人即使不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蒋完全可以信赖之人。

尽管不是偶然相遇，但看上去是偶然相遇，这样的话双方都没有高（低）大家都不是你去拜访我，也不是我去拜访你，在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

当晚胡适见到蒋介石，作为主人的蒋介石彬彬有礼，态度和婉，全然没有外界所说的一副赳赳武夫的模样。这让胡适对蒋感觉远远好于预期。

因为是第一次见面两人都很客气，没有多余的话。倒是与胡适一样，受过美国教育的宋美龄偶尔和胡适有些话可说。

胡适在与蒋介石见面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到，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详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第一次见面因为有多位客人在场，两人没有多少话，这让胡适感到有点扫兴。第二天，蒋介石再次邀请胡适共进晚餐。

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二次见面距离第一次仅隔一日，胡适11月29日日记云：“点半，黎琬（公琰）来，小谈，同去蒋宅晚饭。同席者有孟余、布雷、立夫。今晚无谈话机会，我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先生。”

黎琬是蒋介石的秘书，所谓《淮南王书》乃是胡适出版于1931年12月的一本著作。该书以西汉时的名著《淮南子》为研究对象，是胡适当时正在写作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的第五章。

胡适为什么要送这样一本书给蒋介石呢？1935年7月26日，胡适致罗隆基函中对此有过解释：“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亦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前在汉口初次见蒋先生，不得谈话的机会，临行时赠他一册《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如“重为善若重为暴”，如“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之类。

“年我第一次写信给蒋先生，也略陈此意，但他似乎不甚以为然。他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主张“君逸臣劳”之说。大概当时我的信是匆匆写的，说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为政之大体，明定权限，知人善任，而不“侵官”，不越权。如此而已。《淮南》说的“处尊位者如尸……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也。”此似是浅训，但今之为政者，多不能行。”

古代祭祀时，有人扮作受祭的祖宗，俨然玄默，寂然无为，接受大众的祭祷，称为“尸”；有人掌管祭礼时的各种具体事务，称为“祝宰”。《淮南子》一书以“尸”与“祝宰”的关系比喻理想中的君臣关系，胡适对此最为欣赏，曾说“尸的比喻，最可写出虚君的意义”。

胡适认为《淮南子》一书的政治思想充满着“民治主义”精神，它包含着三个要义：一是虚君的法治；一是充分的用众智众力；一是变法而不拘守常故。他在《淮南王书》里对此作了充分的阐述。例如《淮南子》里有一句话叫作“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胡适认为这是在说，“要尊重人民的舆论”，“便是言论的自由”。又如《淮南子》一书认为君臣关系是一种“相报”关系，胡适即解释为“人民有反抗君主的权利，有革命的权利”。因此，胡适向蒋介石赠送《淮南王书》，既具有献计献策的作用，要求蒋介石能从中悟出治国之道和“做领袖的绝大本领”来，同时，又是为了对蒋介石进行民主主义教育。

胡适赠给蒋介石的《淮南王书》好像从未成为这位雄心勃勃日理万机的政治领袖的枕边书。有来有往，蒋介石也送了胡适一本自己著的《力行丛书》。

似乎察觉到胡适意犹未尽，蒋介石分别前想了一下对胡适说，12月2日可再见一次，好好再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