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讨论是为大众着想的，对于促进新文学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

但讨论中，也有人借“大众语”来否定“五四式白话”，要把白话与文言文一起抛弃。这种行为被鲁迅斥为“狗才”，“虽然好像很激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应该做“更浅显的白话文”；而关键在于作者须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胡适也参加了大众语的讨论。

他针对一些人把大众语同白话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指出：“大众语不是在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所谓‘大众化’，是指‘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人懂得的本领’……现在许多空谈大众语的人，自己就不会说大众的话，不会做大众的文，偏要怪白话不大众化，这真是不会写字怪笔秃了。白话本来是大众的话，决没有不可以回到大众去的道理。时下文人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众化，只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大众的存在。因为他们心里眼里全没有大众，所以他们乱用文言的成语套语，滥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新名词；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语气是不文不白的；翻译是硬译，做文章是懒做。……这样嘴里有大众而心里从来不肯体贴大众的人，就是真肯‘到民间去’，他们也学不会说大众话的。”

胡适认为提倡大众语的人，“都应该先训练自己做一种最大多数人看得懂，听得懂的文章”。既要为识字的大众着想，也要为不识字的大众着想。要做到“用一个字，不要忘了大众；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众；说一个比喻，不要忘了大众。这样训练的结果，自然是大众语了”。胡适的这些见解，批评时弊，深中肯綮；又将大众语，归结为作者对大众的责任心和思想感情问题，无疑是很实际而且深刻的。

在此期间，胡适作为北大文学院院长，还对北大的新生考试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新的建议。

此事的起因是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吴晗转学北大没有成功，当时北大的规定是想转学的学生得与新生一起参加入学考试，合格后再参加转学考试。吴晗就是因为参加入学考试没有通过，被北大拒之门外。胡适主张文、理科入学考试应有所偏重。

胡适在文学院院长任期内的另一项改革，是规定文科各系的新生都要必修科学概论、哲学概论和中国通史三门课。这三门公共必修课由系主任负责制定教学计划，按照每次课的内容邀请校内外著名学者讲授。胡适本人亲自讲授科学概论一课的“引论”和“结论”部分。其他部分则由各科教授主讲。

如江泽涵等人讲“数学方法.论”，萨本栋等人讲“物理学方法.论”，曾昭抡讲“化学方法.论”，丁文江讲“地质学方法.论”，周炳琳讲“经济学方法.论”等。“科学概论”一课对于拓展学生的学科视野，培养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体现了胡适一贯的教育理念和对北大培养具有广博学识的高层次人才的期望。

这一年的3月8日，胡适在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演讲《做学问的方法》。谈做学问的两个条件：充分的工具和做学问的习惯。他认为有了这两个条件，方法已在其中了。科学方法只是不苟且，不懒惰，是肯虚心的人做学问的方法。说破了不值半文钱，学起来可要毕生的努力。最后，胡适说，单有方法，还是不够，必须还要寻真材料、活材料、实材料。

5月19日，胡适完成了近五万字的长篇论文《说儒》，这是胡适此段时间最主要的学术论著。胡适在《一九三四年的回忆》一文中自我评价说：“这篇《说儒》的理论大概是可以成立的，这些理论的成立可以使中国古史研究起一个革命。”

是年胡适完成的第二篇论学文字是陈垣《元典章校补》序，后改名《校勘学方法.论》，刊载在《国学季刊》上。胡适在此文中主张打倒“活校”，提倡“死校”，提倡古本的搜求——意在重新奠定中国的校勘学。

8月17日，胡适作《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一文，针对当时的“教育破产”论，胡适指出：“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是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欲要救济教育的失败，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扩大那个下层的基础，就是要下决心在最短年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

9月3日夜，胡适作《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指出“这二十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了一个新世界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