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擅长演说，也喜欢演说，朋友们常笑他的演说是“卖膏药”。这次在香.港，因心情快慰，“膏药”卖得便更起劲。一共只住五天，便讲演了五次。三次用英文，两次用国语。演讲的内容，也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谈教育，谈新文化，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反对尊孔读经。他列举了五大理由，劝告香.港的教育家“一致的改用国语课本”。他也很关切香.港大学中文教学的改革问题。

胡适这次到香.港，还准备去广州。南下之前，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他也曾函请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先生代作“广州总调度”，代为排定日程。除中山和岭南各两次讲演之外，还有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计划四天中差不多要讲演十次。中大校长邹鲁还专门出了布告，全校停课两天，以便学生去听胡氏的演讲。青年会出卖听讲券，一个下午便卖出了两千多张。

不料，胡适竟因在香.港的一次讲演惹来麻烦，使他的南游发生了一场波折。

1月6日，胡适在华侨教育会向200多位华文学校的教员作了《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的演讲，其大意是“劝告香港教育家充分利用香港的治安和财富，努力早日做到普及教育；同时希望他们接受中国大陆的新潮流，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不要向后倒退”。胡适在演讲后半段提到广东当局反对白话文，提倡中小学读经的政策，胡适对此进行了比较客气的批评。

读经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政策，并且曾经西南政务会议正式通令西南各省。因此，胡适的讲话记录在广州报纸上登出以后，便引来麻烦，可胡适自己还蒙在鼓里。

1月9日早晨，他高高兴兴由香.港来到广州，住进新亚酒店。一看广州报纸，他才知道西南政务会议开会，已经有人提起他在香港演说反对广东的读经政策。很快，又接到吴康送来的信，说“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这一天，中山大学邹鲁校长又发布告，停止胡适在该校的演讲，学校照常上课。

党部不满，演讲取消，还要胡适“快车离省”。但胡适第一次来广州便吃了闭门羹，又遭逐客令，实在是心有不甘。他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却偏要去拜会这位“南天王”陈济棠总司令。一见面，陈济棠便很不客气地对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

陈济棠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生产建设可以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

胡适当面即很客气地批驳了陈济棠的主张，说：“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按，陈济棠字伯南)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

“南天王”听了很不高兴，严厉地睁着两眼，大骂“你们都是忘本”!又骂教育“都是亡国教育”。胡适又平心静气地说了他的意见。陈济棠虽然生气，却不好发作，谈话自然不欢而散。

胡适在广州不能“卖膏药”了，便索性玩玩。游览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六榕寺、镇海楼、中山纪念塔和纪念堂等。

广州的名胜差不多都游遍了，正准备北返，恰好收到广西当局白崇禧、黄旭初的“专电欢迎”。胡适便乘飞机离开广州，到广西游览讲学去了。

胡适走的那天，有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及教员李沧萍、钟应梅等三教授，联名致电广东省党、政、军、警、宪各首脑，要求将胡适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他们又致电广西省党、政、军、学首脑，要求将胡适“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可谓来势凶凶、杀气腾腾。但电文中列名的李沧萍教授，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曾发表谈话否认列名的事。可见是别人冒名拉来，以壮复古派的阵势。不料弄巧成拙，倒被胡适奚落了一番，并记在《南游杂忆》里，成了复古派的一桩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