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坚信中国一定能打赢这场反侵略战争。一到旧金山，胡适就做了题为《中国能赢么？》（CanChinaWin?）的演讲，他用两个月来中国抗战所取得的战绩来说明只要坚持下去，中国的抗战一定能取得胜利。

二是申说中国抗战的性质与国际意义。胡适在演讲中反复申说，今日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有两个：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国家主义合法渴望的冲突、日本军国主义与新世界秩序道德限制之间的冲突。中国需要和平，但自“九一八”以来的6年中日本发动了7次战争；中国需要统一，可是日本却偏要把中国分裂，并成立由日本控制的伪政府；中国需要外来的经济与工业援助，但是日本却在1934年4月7日公开宣布反对外国对中国提供此等援助。

关于中国的抗战对全世界的意义，胡适分析道，自20世纪初，各民主国家起而发动和平运动，国际间为寻求产生一个新的理想主义世界秩序，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理想主义理论。不幸的是德、意、日军国主义集团认为世界新秩序，有害于他们的侵略野心与毁灭他们所能利用的机会，进而毁坏创建新秩序的努力，这种对新秩序的毁坏也使世界包括美国等大国受到屈辱与威胁。因此，中国的抗战，也是为了维持国际间的法律与秩序而挺身作战。

三是呼吁美国人放弃消极的绥靖主义。胡适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演讲的是《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WhatChinaExpertsofAmericainthePresentCrisis）。胡适告诫美国，在这个拥有无线电与越洋机船的现代世界中不会有所谓孤立的国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最终参战为例，分析了美国在这场看似仅为中日战争中面对日本一步步无赖挑衅所必然出现的“前途”。最后胡适提出了对美国的“期望”：“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

中立、孤立政策在此时的美国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意愿，连美国政府及美国总统都不敢轻易拂逆，胡适敢从这个问题入手来发表演讲，确实够大胆；胡适用严密的逻辑，同样情境下的历史事实以及高超的演讲技巧，无可辩驳地说明了美国式消极中立，随着战争的发展，将面临无可挽救的破产与失败的命运。

四是反对和议。胡适坚持认为此时主和，必须要中国大牺牲，对这场战争，中国除了战斗，别无出路。针对所谓和平主义提出的“不抵抗”也能达到和平的主张，胡适在《武力与世界秩序》等演讲中指出：要想不抵抗也能达到和平成立，必须假定一个更高更有力的秩序的存在，否则是空谈。

至于每一场讲演讲什么，要看他所面对的听众，他们最关心什么，最想知道什么。由于讲演准备的充分，演讲技艺的高超，加之胡适的威望与影响，人们不仅乐意掏钱买票来听（收入往往捐给中国），常常连会场过道也站满了人，人们一站一两个小时不动，有的实在站不住了就席地而坐。听完了有的人会为中国的抗战感动得流下眼泪，并根据自己的能力为中国捐款。有的政要听了胡适的演讲，感慨地说，原来中国是在打“我们的战争啊”。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美国逐渐修正了中立法，改变了中立的态度，转而支持中国。这固然是形势的逼迫与唤醒，但也不能否认胡适通过宣传为此付出的努力以及由此打下的一定的民众与舆论基础。

胡适在美国的演说和活动，对外也产生很大影响。

据那时住在日本的杨鸿烈致胡适信中说：“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按，指胡适)是他们的‘侵略主’的大对头，……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器)，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

胡适为国家办差，自然有经费开支，但是，他从不乱花一分钱。据同行的张忠绂回忆，他们到美国后，凡事节俭，住最便宜的旅馆房间，胡适还主动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他谢绝英、美几家大学的高薪聘请，放弃许多娱乐活动，日夜奔波，“为国效劳”。他告诉夫人：“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他为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椎心泣血，忧心忡忡，“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殃，不知何日得了”。

正是由于胡适这段公共外交活动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当年7月国民政府动议让这位从未有正式外交经验的学者，代替老牌外交家王正廷出任抗战期间最为重要的驻美大使。在这段时期，胡适告诫国人“和比战难”，他提出的“苦撑待变”成为这一时期的外交方针。他通过公共外交唤起了美国乃至世界民众对中国抗战的认识、同情与支持，打开了美国对中国抗战进行实质性援助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