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冬秀对此大加反对，写信劝胡适，不要答应，还自责说：“我恨自己不能帮你助一点力，害你走上这条路上去的。”胡适跟她保证“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才理解了胡适。

当然，这为后话。

胡适不止一次对朋友们说，别人的妻子哪个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当官，自己做个官太太，但我的老妻却始终鼓励我回到学术上去，真心觉得敬佩她。

傅斯年是极力主张胡适接受美国大使任命的，也特别关注这件事。有了决定后胡适赶紧给他去信告之：“我自己受逼上梁山”，现在，国家生死攸关，再也不能推卸国家的委任，只能“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

9月17日，民国政府正式发布任命令：“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此令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

是夜，看着如此沉甸甸的任命令，胡适感慨良多，在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当时，国人对胡适任驻美大使寄予厚望，孔祥熙所致的电报，便传达了国民政府的殷切期待：“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

国内舆论界也是反应强烈，《大公报》的社论说，美国人应当相信，胡适是位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

胡适上任之初正是国内抗战局势最为糟糕、最为危急的时候，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10月21日广州沦陷，25日武汉失守，胡适可谓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

10月23日，胡适勉励使馆人员“不要灰心”，他说:“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责守。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他还在赠送友人的照片上，自题小诗，以表明自己的心志：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适以学者膺大使之任，是中国有外交史以来所罕有的事情。他临危受命，大有为国前驱的气慨，在给孔祥熙的电文中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

他说到做到，立即进入角色，马上开始继续他的抗日演说。12月4日，他应邀在纽约摩尼俱乐部演讲，主题是：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在这里，他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美国的独立战争并列相比，无非是说，美国的胜利曾得益于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今日中国的抗日战争，应同当年美国一样，也需要得到美国等友邦的支持和援助。

演说后，因过度劳顿，竟使心脏病复发，险丧生命。夫人知道后，既担忧又害怕，书信、电话、电报，忙得连轴转，甚至旧话重提，代夫要求辞去大使职。

胡适理解夫人的好意，去信开导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在胡适担任大使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他一面必须正视中国敌强我弱的抗战形势和国民政府对美国日益迫切的待援需求，一面必须努力化解弥漫在美国社会的孤立主义情绪，以大的诚意争取美国决策层和民众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无论是面对国内过高过急的工作要求和部分人士的无端责难，还是面对美国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冷漠和国务院某些官员的搪塞敷衍，胡适始终抱着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坚定信心，锲而不舍地开展各项具体外交工作。如果说忠于祖国、为国效力是驻外大使的基本义务，而胡适即使是在受到排挤的情况下，仍然尽职尽责做好工作，则实属难能可贵。

胡适在给夫人的信中谈到担任大使的感受时说，“我现在过的日子，也是苦日子。身体上的辛苦，精神上的痛苦，都不是好过的。”

物质上和身体上的苦，正如他在1938年给夫人的信中所言：“我到此已50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10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

但对于胡适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苦。在国内当教授时，胡适“从不拜客，从不回拜客，从不请客”，更不用屈躬求人，上下解释，但现在为了苦难深重的祖国，身负国民政府的殷切期盼，不得不顶着国内政客的冷嘲热讽，面对美国政府和民间的淡漠而多方应酬。尽管自己心力交瘁，但很难得到急功近利的蒋介石政府的理解，还不时受到宋子文等人的处处排挤，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胡适曾经自嘲“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既表明了自己在工作困境中的无奈心情，也反映了他服从大局、义无返顾的责任意识

不过，这个“过河卒子”，很得美国舆情的支持。《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表示欢迎胡适担任驻美大使，说：“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又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进。”

而日本对此却表现出惊骇的态度，以至迅速作出反应，调整外交人员，派出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以共同对付胡适。三人都是日本有名的外交家，其中的松冈洋右的英语，可谓一流，其演说可与胡适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