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张开双臂，热烈欢迎胡适再返校园。

1946年7月31日，北大各院系教授、助教举行欢迎茶话会。这也是北大校内管理层与教学层人士与胡适的首度集体碰面。

会议由傅斯年主持，胡适旁边坐着傅斯年、陈雪屏、郑天挺。

陈雪屏，生于民国前十年，江苏宜兴人。1920年进入北京大学的预科班，1922年至1926年在哲学系修读，主修心理学，师承陈大齐先生。1926年至1929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研究所进修。1930年返国，在东北大学担任教育心理系主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陈雪屏返回北平，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职。1932年回到北大理学院的心理系任教。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曾短暂代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

陈雪屏后跟随蒋介石集团去台湾，1949年出任台湾省教育厅长，而后担任考选部长、行政院秘书长、行政院研考会主委、国建会副主委、主委、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

他这个时候正担任北大训导长。

郑天挺（1899年8月9日[1]-1981年12月20日），原名庆甡，字毅生，入大学后改名天挺，笔名攫日，福建长乐首占乡人，生于北京。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

民国九年（1920年）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参与厦门大学筹建与教学，兼任图书部主任。民国十一年（192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民国十三年（1924年）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1981年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负责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等。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

此时，正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

下午四时半傅斯年宣布开会，首以幽默的口吻说北大有三宝，即蔡元培、胡适，及本校全体教授。随即致简短的欢迎词。

紧接着胡适起立致词，他首先“修正北大三宝论”。说北大确有三宝，即蔡元培、蒋梦麟及傅斯年。特别谈及了傅斯年对北大的功绩，不时亲热地用手拍傅肩，因为用语幽默风趣，引起大家的哄笑。

其实，胡适此时的所作所说，并不简单，显示的是大智慧。

心直口快的傅斯年在这儿的“北大三宝”之说，在推重胡适的时候，却将前任校长蒋梦麟（1886－1964）排除在“北大三宝”之外，并不是粗心大意，而是有意的。这于情于理，确也说不过去。事实上，曾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自1930年12月出任北大校长之后，直至1945年8月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在任时间近15年之久，为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这是位有作为，勇于担当的校长。在蒋的任期内，历经九一八事变、“华北自治运动”、七七事变、西南联大筹建等诸多艰险历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还是倾尽全力，冒着种种政治风险，履行了特定的历史使命。

但由于西南联大时期，蒋梦麟曾力主联大从昆明迁至云南蒙自时，多位教授表示并不认同。他也明确表示不支持学生闹所谓的“救国运动”，为此也饱受学生群体的指责甚至攻击。加之三校合办的西南联大中，始终以梅贻琦校长主政。蒋梦麟行事低调，且常住重庆，没能为北大在联大内部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对此，北大教工学生群里也颇有怨言。所有的怨言和质疑，最终形成了在北大恢复建制时“倒蒋（蒋梦麟）举胡（胡适）”风潮。就连蒋梦麟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等也成为“倒蒋”的一分子，他们一致希望请当时尚在美国的胡适来担任北大校长。最终的结局，自然是倒蒋派大胜。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在此次茶话会上，傅抛出“北大三宝论”，显然有借褒胡而贬蒋，有意无意给胡适出了个难题。

胡适当然明白其中利害，立即对傅论予以纠正，不但肯定了蒋的治校功绩，并随即打趣似的把傅本人加入“北大三宝”之一，插科打诨之间，如太极推手，谈笑间，消解了现场诸位心照不宣的种种芥蒂。至少，现场氛围重又轻松起来，不至于剑拔弩张、不欢而散。更没使傅斯年当场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