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一日清廷发布上谕，告知全国臣民，要与列强开战，传旨嘉奖义和团为“义民”。

尔后派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

紧接着命令各省总督、巡抚把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并特别强调“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办！”同时命令将旧存的军械修理整备。

为了表示对义和团的优抚，还专门赏银十万两。

袁世凯在六月二十六日，接到朝廷仍饬孙金彪的三千人马火速增援天津的谕旨后。

奏称：“该军已往返奔驰千数公里，又经此炎暑酷热之际，不免疲病相乘。如再回援津，计程尚有八百余里，恐非一时所能骤到；即到，亦疲惫不支，虑难得力。……

“尤可虑者，潍县地方突有匪徒焚掠美国人教堂，并杀伤教民二名。胶澳德人于昨日分派马兵、炮队，这高密一带游戈，借护守各教堂为名，，意在窥伺潍坊。……

“若再分兵援津，恐未必有济，而转贻误东防。……况內地盗匪渐炽在在均需弹压，多处均嫌空虚。臣职在守土，存亡与共，如贪赴援他省之名，而忘本省设防之实，臣实有所不敢。……”

很明显，袁世凯想故伎重施，摆出一大堆情况，让朝廷主动说话，撤回成命。

但是，把持朝政的那些脑袋进水的人，哪还有心思管山东的事，只顾他们自己和京师的安全。

严命袁世凯遵旨派兵，不得借端推诿。袁世凯没办法，不敢抗旨，无可奈何改派夏辛酉统带六营兵士北上。

对于朝廷命招集义和团御侮之事，袁世凯则上奏说：山东与直隶不同，良民“无心结团聚众”，“游手好闲者概系游勇、盐梟、马贼、土匪”，若招集成团，匪徒必定“公然啸聚”，“是未得御侮之实，而內地官民已先受其害矣，此不独使饷源必至断绝，而且造成腹背受敌，败可立待。”仍然主张“照章禁办。”提出：“延举公正绅士，认定举办团练。”

此前，袁世凯曾就朝廷的借义和团抵御列强之策，通过铁路大臣盛宣怀，向二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求教。

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的。

二江总督刘坤一是个有话直言不讳，敢作敢当，勇于担当之人。

在戊戌变法时曾旗帜鲜明的反对变法，也曾上书大骂康有为、梁启超为害朝纲。把光绪都带上了，惹得龙颜大怒。

慈禧听说后，别提当时心里有多痛快，觉得刘坤一实在是好样的。。

但事过不久，他同样把慈禧气得暴跳如雷。

在慈禧重新议政后，要废掉光绪，他同样坚决表示反对，而且以恐激起民变相威胁。

慈禧所以没敢一意孤行，列强的反对是一个方面的因素，最主要的还是刘坤一等人的强烈抵制。

当袁世凯征求二江总督刘坤一的意见时，他马上明确表示，这是“伪招”，他肯定是不执行的。

张之洞和刘坤一不同，是官场上的老油条和不倒翁。在戊戌变法时，他本来是积极支持变法的。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就曾是他的心腹。

只是看到风向不对，赶紧置身事外。

这一次收到此上谕，他当然能一眼看出这是昏招。但何去何从，他不敢擅自行动，于是，就征求李鸿章的意见。

甲午战败，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成为众矢之的。

他有自知之明，事后自己主动找了份离京畿远的地方任职，当了两广总督。

当张之洞和他讨主意时，他的回答十分艺术，断定此上谕“系矫旨”，也就是说，肯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是“断不可从命”。

听了李鸿章的话，张之洞知道怎么做了。所以当袁世凯请教他时，转达了李鸿章的话，同样表明了自己反对的态度。

有了这些人的表态，袁世凯也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