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不仅提出问题，也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他指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军人干政的问题，必须地出路在于军民分治。

他一片赤诚地表示：“元洪不才，当先率鄂中军界为天下倡。”

袁世凯是小站练兵起家的，没有能征善战的北洋军，袁世凯能有今天吗？毫无疑问，袁世凯是凭军事实力柄权的最大受益者。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袁世凯，极力支持黎元洪关于军民分治的动议。承诺“参议院开，即当首提此案”。

袁世凯所以这样，还真不是故作姿态，原因很简单，身份和地位变了，他现在正为各地的革命党人拥兵自重闹心呢！

但是，黎元洪关于军民分治的意见，遭到同盟会都督李烈均、谭延闿、胡汉民、柏文蔚等人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因为武昌首义后，各地建立的都是军政.府，这些人是靠枪杆子取得政权，是即不想放下手里的军权，又怕失去行政权。其他各省也多多少少有这一类的想法。

由于遭到大家的反对，黎元洪的这个利国利民的想法，还没实行就“胎死腹中”。

谁人多枪多谁说了算，谁实力强谁有理，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国家和百姓是饱受了军阀混战和战乱之苦。

回过头来，想到黎元洪说过的话，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

只是，想法是好的，现实是骨感的，只是，从靠实力打天下坐天下，到靠民主法制立国，是需要走很长的路的。不过，就是在当时，黎元洪的这些可贵的想法，也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共鸣，从而使得黎元洪更加获得好名声。

当时的人们，有“孙（孙中山）黄（黄兴）袁（袁世凯）黎（黎元洪）”为开国四杰的说法。黎元洪虽排在最后，但好像名头反而更响，更受尊重，大家都把他视作“忠厚长者”，是一个稳健可靠之人。

黎元洪听到这些说法后，诚惶诚恐，多次谦虚地表白：“沈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袁世凯）；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黄兴）。”

章太炎老先生，对黎元洪尤其偏爱。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他到武汉观光，面见了几次黎元洪，黎元洪留给他的印象极佳。那个时候，黎元洪已经当了半年的副总统。

章老先生回北京后，在《新纪元报》上发表这次武昌之行的观感。

文章写道：“黎公（黎元洪）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白文件，一席之间八九人，皆执连柄蒲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穿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大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

起义前，黎元洪月薪五百元，是当大都督和副总统薪金的二十五倍。

章太炎有个外号，叫“民国祢衡”。因为他谁都敢骂，被誉为三国时击鼓骂曹的祢衡。民国的诸名流，几乎都挨过章老先生的骂，唯一一个被他一直称颂的人，便是黎元洪。

新型国家建立，国家体制为“民主共和”，国号为“中华民国”，大家的认识是统一的。但是，在国旗和国都地点上分歧很大。

清廷如果有所谓国旗的话，就是所谓的龙旗。三角形，黄底龙饰，也称为黄龙旗。

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第一次起义时陆皓东做了面旗帜，叫作“青天白日旗”，寓意光明正大，自由平等。

陆皓东（1868年9月30日—1895年11月7日），本名陆中桂，字献香，号皓东，广东广州府香山县翠微乡人（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

陆皓东是孙中山的同乡、幼年的同学。一八八六年，陆皓东赴上海入电报学堂学习，二十三岁毕业后先后任上海电报局译报员、芜湖电报局领班等。

一八九三年，陆皓东与尢烈、郑士良、程奎光、程壁光等参加孙中山在广州广雅书局南园抗风轩召开的会议，酝酿创立革命组织——兴中会。一八九五年他协助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决定武装起义袭取广州为革命根据地。

他亲手绘制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旗帜，为掩护革命党人不幸被捕。在狱中遭受严刑逼供，宁死不屈，当庭奋笔疾书，痛斥清政.府腐败、投降卖国。

豪言道：“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七日英勇就义。

孙中山后来称誉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同盟会成立后，曾专门讨论过将来的国旗问题，孙中山主张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