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新华门的总统府和瀛台隔南海相望。

新华门这边，从早到晚，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可谓热热闹闹，而瀛台这边则冷清得很。

两处虽近在咫尺，但之间有陆路和水路相隔，交通本就不便，不坐船到不了。不是专门，想顺路造访实无条件。

黎元洪倒是个耐得了寂寞之人，也不愿为自己给别人招惹是非，正求之不得而乐得清闲。一生忙忙碌碌，今日得宽余，陪伴家人和孩子，自有独到之乐。

但人是矛盾的。紧张忙碌中，总是渴求闲暇和休息。但终日无所事事，又会怀念那些充实的时光。闲下来的时光越长，黎元洪也就越是不耐，甚至有些度日如年。

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便会更强烈的思念故土，想念家乡，特别想听到乡音。

幸好常有湖北的乡亲们来找黎元洪帮忙。乡亲们可不知黎元洪是近乎被软禁在这里，认为他是堂堂的副大总统，位高权重。碰到了实在解决不了的事，便来找黎元洪相帮。

黎元洪知道，但凡有办法，乡亲们不会轻易来找他。因此，只要能说上话，只要能想出办法，黎元洪都是有求必应。

袁世凯为显示他和副总统亲密无间，以及维护副总统的权威，曾不止一次的嘱托下属：黎副总统有什么事，特别是个人的私事，诸如安排个人之类的事，一定要尽全力去办，一定要给足副总统的面子。

有袁大总统的“旨意”，只要黎元洪出面，乡亲们所托之事，一般都能顺利解决。

这一天，有个白发苍苍的婆婆，急切地找到黎元洪。一见面就给黎元洪跪下，高喊副总统救命。

黎元洪慌忙扶起，细问缘由。原来这婆婆是大名鼎鼎的《大汉报》创始人黄石庵之老母。

一九一一年的十月十二日，也就是武昌首义的第二天，汉口出现了宣传武昌起义的传单，传单名为《大汉报》。

当时汉口尚未光复，在张贴《大汉报》传单的地方，贴有江汉关道齐耀姗的“告白”。双方都在争夺舆论阵地，行动也都特别迅速。

正值人心浮动之时，寻常市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更想搞明白怎么回事。对来自官方的消息，人们已经习惯于不信任不关心。《大汉报》传单每天至少一期，很快成了大家最想看的东西。贴《大汉报》传单的前边成了最热闹的地方，每天都围着很多人。

十月十五日，《大汉报》传单升级为报纸。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第一份宣传革命党主张的报纸，公开进入大众的视野，立即引起各界的关注，第一天就销售了三万多份。

报馆门前门庭若市，来买报的，抢购批发报纸的，来祝贺的络绎不绝。

外国人也来湊热闹，带着翻译，一进门就喊“革命万岁”。

国外媒体纷纷来电祝贺，美国《纽约报》称《大汉报》为“革命之先锋”，英国《秦晤士报》称《大汉报》为“湖北首领报”，法国巴黎《日日新闻》则用《大汉报》证实，拿破仑的一句话——“一报纸贤于十万毛瑟枪之言”。

《大汉报》在国内的影响尤其大。鄂军政.府的决议、任命、布告、檄文、消息等一经其登载，马上不胫而走，很快会家喻户晓。九江、上海、湖南的销量最多，有力的支持了那几个地方的起义，而事实上这三地也是最早响应首义之地。

武昌起义初期，清廷封锁消息，京津地区，有人不惜五十金买一张《大汉报》。广东、陕西、山东、四川等地，《大汉报》售价也常在一二元之多。

“洛阳纸贵，不如《大汉报》贵。”“一张《大汉报》，十万毛瑟枪。”是一段时间里，挂在人们嘴上的话，足见《大汉报》在当时影响之大。而这《大汉报》的创始人，就是胡石庵。

胡石庵，亦名人杰、金门，号天石、忏憨室主，天门竟陵镇人。

父乔年，字鲁生，清翰林侍读，历任乡试副考官、江汉书院长。

胡石庵十七岁以案首入学，博闻强识，被誉为“鄂中奇才”。十九岁赴北京，与谭嗣同交好，是戊戌变法积极参加者。

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回武昌，肄业于经心书院，结识唐才常。一九零零年辅助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胡任参谋。事败躲到上海，被捕入狱。

获释后投保定徐锦帆军，胡任教练，曾与八国联军作战。兵败后，徒步回鄂，再入经心书院。因公开鼓吹革命，被开除。

在武昌卖画为生，结识刘静庵等，曾跻身“汉营”，秘密运动新军。

一九零四年襄助刘静庵、吕大森等组织武昌科学补习所。同年冬与马天汉、王禹田等设伏汉口火车站，谋炸清兵部侍郎铁良，事泄被捕。

审讯时，武昌巡警道冯启钧以刀一柄、银一锭置胡面前道：“听若所欲也，但一言”。

胡愤然作色，抉银持刀，昂然回答：“皆欲也！公必欲如何也？五步流血矣！”

最后终因证据不足获释。

随赴上海，为报馆撰文，参与爱国学社活动；次年回武昌。

《大汉报》不仅宣传武昌首义，也指导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