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倪嗣冲宣布独立的前一天便发出电报：“同志皆当世贤豪，何至不如蔡锷？”

只是他本人也没有做蔡锷的勇气，因为受着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的牵制，而不敢宣布独立。

他电报中说：“项城逝世，海内属目段公而段公愿居今大总统之下，以相扶持。……奸人诪张为幻，广派密使，遂其阴谋。公府派少将周斌到奉游说，已予扣留，俾莠言无滥进之由，庶时局有澄清之望。……作霖当率辽奉子第，直捣京师，惩彼奸人，卫吾社稷。”

不但骂黎对段忘恩负义，并且电中所指的奸人彷佛就是“今大总统”。

一直到张勋致电冯德麟进行疏解之后，张作霖才敢宣布独立，并且派兵进驻山海关。

五月三十日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表示态度说：“我的地位是副总统，应当辅佐大总统，并且服从大总统的一切措施。各省反对中央，我已去电加以劝阻，劝阻无效，只有听候中央解决。”

他不是不知道手无寸铁的中央（黎）对称兵抗命的各省军阀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谓听候中央解决就是采取旁观态度，甚至还想利用政争，取得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的机会。

章太炎先生曾通电痛斥冯在总统与叛督之间当中立派，一针见血地揭破冯国璋的假面具说：“冯不讨贼，反唱调停，觊觎继任，诳词虚饰，应认为内乱犯，实为罪魁，倪、张犹在其次。”

为了逃避全国舆论的攻击，冯就倒填日期发出电报，向国会请辞副总统一职。

直系的王占元在政潮中宣布中立，并且劝黎解散国会以息政潮。另一属于直系的李纯，一直到六月五日还留在北京，黎元洪想请他当调合人，他也有这个打算。只是见张勋就要带兵到北京来，时局已无调停之望，才于八日由京汉路南下回任。

曹锟是唯一宣布独立的直系军人。他的地盘介于北京与独立各省之间，如果不宣布独立，将与出兵“北伐”的独立各省发生冲突。

他在电报声称：“为保卫地方起见，与中央脱离关系。”

他的电文对黎并无恶意，宣布独立后，他还经常地跑到北京来，与其说是独立毋宁说是中立。

独立各省纷纷把省长赶走，首先是陕西省长李根源被陈树藩软禁起来，逼迫他称病辞职。

山西省长孙发绪原是黎元洪一手提拔的，看见黎的地位不保，不惜对黎反戈一击，肉麻地地当起了督军团的应声虫。

竟发出电报要求废止《临时约法》，提出由各省代表组织制宪会议，在过渡时期推举徐世昌组织临时政.府。

只是即使这样，也没保住他的官位，这个电报发出不久，他就被阎锡山赶走了。

六月四日，李厚基派福州警察厅长、闽海道尹去见省长胡瑞霖，宣布他的手谕说：“现值军事时期，省长一职无设立之必要，请即克日离开”。

五日，胡到督军署辞行，李拒而不见，派人致送路费二千元，并以保护为名派兵押解上船。

此外，独立各省普遍有任意扩充军队和扣留国税的现象。张作霖乘机成立了第二十九师，以吴俊升为师长。赵倜把京汉路局的全部收入截留。

在此时期，西南六省纷纷通电反对军人干政，反对解散国会。

五月三十日，湖南督军谭延闿通电主张调停，淮军老将姜桂题表示附和，并建议邀请冯国璋、张勋、谭延闿等到北京，与王士珍共同组织“调人会议”。

孙中山则反对调停，电促西南六省兴师讨逆。

国民党系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电劝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并表明海军始终维护共和的态度。

李烈钧由上海到广州，拟率领在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北伐。

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与李烈钧联名发出通电，发起滇、黔、川、湘、粤、桂六省联盟。并建议公推陆荣廷为盟主，请陆到广东“主持大计”、“遵守《约法》、拥护共和为始终不渝之宗旨”，又请冯国璋“坚持护法之心”。

唐继尧通电西南各省，建议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仍推戴黎元洪为大总统。

但是，西南六省内部也有问题，四川方面有川、滇军的冲突，广东方面有滇、桂军的暗斗。由于六省人民具有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内战的共同意志，并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他们才不能不表示反对督军团的态度，其实并无出兵北伐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