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动身前通电独立各省说：“挈队入都，共规长策。盼坚持原旨，一致进行。各省出发军队，均望暂屯原处，勿再进札。勋抵京后，当即驰电筹备。”

到天津的当天，张勋就对前来欢迎的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提出：限期三日，解散国会，否则他就不管调停了。

黎元洪得知张勋的要求，顿感五雷轰顶。各省督军闹独立，就是为了解散国会。如果他能接受这个条件，还用得着请人调停吗？如今张勋大军压境，比那些闹独立的督军更危险。

不久之前，黎元洪曾一再表示“宁可牺牲总统，绝不解散国会”，如今这些豪言壮语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

摆在黎元洪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是稳住张勋。

但国会也不是说解散就能解散的。法律规定，总统下令解散国会，必须要由国务总理副署方能生效。段祺瑞被罢免后，代理国务总理的是老法学家伍廷芳。

作为中国第一位法学博士，伍廷芳抵死也不肯副署这样的命令。

他对前来做工作的步军统领江朝宗说：“职可辞，名不可署！头可断，法不可违！”

黎元洪见伍廷芳油盐不进，只好对张勋说：“不是我不想解散国会，是找不到副署命令的人啊！”

大老粗张勋不管这套，他回话说：“要什么副署？发道命令解散了就是了。”

没办法，黎元洪只好派人到天津找新任内阁总理李经羲。

李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自己尚未履职，没有资格副署。

无计可施的夏寿康只好去找段祺瑞帮忙。段祺瑞说，你们不都让我下台了吗？我怎么还有资格副署呢？

眼看张勋给出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还是没人副署命令，黎元洪急得团团转。

最后关头，步军统领江朝宗出面，以代理总理的名义副署了国会解散令。可笑的是，江朝宗这个代理总理只当了十二天，他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解散国会。

江朝宗也不想当千古罪人，副署了国会解散令后便通电全国：

“现在时艰孔亟，险象环生，大局岌岌，不可终日，总统为救国安民计，于是有本日国会改选之命令。朝宗仰承知遇，权代总理，诚不忍全国疑谤，集于主座之一身，特为依法副署，借负完全责任，区区之意，欲以维持大局，保卫京畿，使神州不至分崩，生灵不罹涂炭。一俟正式内阁成立，即行引退。违法之责，所不敢辞。知我罪我，听诸舆论而已。”

同一天黎通元洪电全国，解释自己的苦衷：

“元洪自就任以来，首以尊重民意，谨守《约法》为职志，虽德薄能鲜，未餍舆情，而守法勿渝之素怀，当为国人所共谅，乃者国会再开，成绩尚鲜，宪法会议，于行政立法两方权力，畸轻畸重，未剂于平，致滋口实。皖奉发难，海内骚然，众矢所集，皆在国会，请求解散者，呈电络绎，异口同声。死洪以《约法》无解散之明文，未便破坏法律，曲徇众议，而解纷靖难，智勇俱穷，亟思逊位避贤，还我初服，乃各路兵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闻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人心浮动，讹言繁兴。

“安徽张督军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等语。际此危疑震撼之时，诚恐藐躬引退，立启兵端，匪独国家政体根本推翻，抑且攘夺相寻，生灵涂炭，都门馆善之地，受害尤烈。外人为自卫计，势必至始于干涉，终于保护，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忍辱负重，取济一时，吞声茹痛，内疚神明。所望各省长官，其曾经发难者，各有悔祸厌乱之决心，此外各省，亦皆曲谅苦衷，不生异议，庶几一心一德，同济艰难，一俟秩序回复，大局粗安，定当引咎辞职，以谢国人。天日在上，誓不食言。”

黎、江两人的电报，都承认解散国会是一件违法的事情，黎的电报显然透出以解散国会为保存共和国体的交换条件。

这道命令发表后，避难到上海的国会议员发表联名通电说：

“民国《约法》中，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江朝宗非国务员，不能代理国务总理。且总统受迫武人，自认非法，所有解散国会命令当然无效。”

民国六年六月十三日，张勋在天津德租界寓所开了一次会议，会后发表通电说：

“比因政争，致酿兵事。勋奉明令，入都调停。……默察各方面之情形，大多数之心理，咸以国会分子不良，力主解散另选。……犹忆国会前度之解散，出于首座领衔之陈请，无非为奠定大局之计。区区此心，窃符斯旨。幸大总统洞烛舆情，俯采众议，特颁明令，解散两院。……勋拟即应命入都，共筹国是。俟调停就绪，即商请出师各省撤回军队。”

六月十四日，张勋带着家小开赴北京。为了迎接张大帅，黎元洪命人打开中华门。

据说民国以后，中华门为迎接贵宾只打开过三次。一次是袁世凯迎接南京政.府派来的专使，一次是为了迎接孙中山，这是第三次。

当天，正阳门京奉火车站张灯结彩。北京城里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从火车站到南河沿张宅，一路上军警密布，辫子兵分段站岗，城楼城墙上满是全副武装的士兵。

进京这天，张勋可谓风光无限，他也正春风得意。殊不知，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注定是没有好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