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在当时是一个忙人，既要一手包办新国会的选举，又要主持对南军事，因此经常往来于北京、汉口之间。

由于主战派两个大将忽然变卦不听调度，他打算单独依靠奉军，便停止援川计划。在汉口设立一个奉军前敌总指挥部，拟把张作霖奉军的六个混成旅全部调到湖南战场上。

五月九日他命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到长沙，布置奉军入湘作战。

五月二十四日，他又从北京赶回汉口来督促进行。

但是，这个计划引起了直（曹锟）、鲁（张怀芝）两军的极大反感，致使他们厌战的情绪更加高涨。与此同时，这个计划又出乎徐树铮意料地引起了张作霖的反感。

张作霖出兵是另有目的的，把入关奉军全部摆在战场上，显然与他的目的不符；他更不能容忍徐树铮对他所部任意加以调度。随即急令召回了三个奉军师长，并且借口边防吃紧要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奉军不行，小徐又只好又来打吴佩孚的主意。

五月二十六日他由汉口到长沙，二十七日亲自到衡阳见吴佩孚。他眼光很准，认定吴佩孚是一个真正干将，曹锟不过坐享其成。如果把吴佩孚拉过来，曹锟便成为无足轻重的角色了。

六月一日，徐匆匆由前方赶回北京来，在段祺瑞面前大大称赞吴佩孚一番，建议笼络吴佩孚拆曹锟的台。

等级观念极强的段祺瑞，本没把吴看在眼里，听了小段的想法，觉得很有道理，立刻与吴直接通电话加以褒扬。六月三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孚威将军”。

将军虽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但在官制上是“特任”级，与督军并行，一个手握实权的军人加上这个头衔，就是候补督军了。

身居高位的段祺瑞，直接给一个师长打电话，是多大的荣幸呀！但这样的恩宠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吴佩孚到了衡阳之后（4月25日），就无论如何不再向前进兵了。

六月十五日，他和湘军（谭延闿、赵恒惕）订立了停战协定。

八月七日发表了致李纯的电报，大肆攻击段内阁的亲日政策。

二十一日，又发表致冯国璋的通电，竟公然喊出“息战御侮”的口号来了。

吴佩孚态度的转变，应该与以下原因有关：

一、士兵久战疲惫，事实上，不能再向南深入；

二、湖南战争本是他的首功，督军却被张敬尧抢去，嘉奖虽然有他的份，但等级最低，这不能不使他这个自认出力最多的人心生怨恨。

三、国内反对内战、反对亲日的氛围日益浓厚，将士厌战情绪不断升高。

四、左路军在湘西几乎被湘粤联军全歼，这一战给吴的心里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车不落险地”，他很清楚，他的这支部队再往前打，势必孤军深入而越前途未卜。

五、最重要的是，吴在征湘之战中开始所以那么积极，是想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现在目的已达成。手里这支武装是吴安身立命之根本，他必须加以珍惜。

六、养敌自重，就算是能扫平西南，自己也就失去了价值。

徐树铮虽然很会耍手腕，也会笼络人，可是这次却是很失败。

他在衡阳和吴谈得非常投机，答应补助吴若干军费，以及发表吴的孚威将军名义，以交换吴佩孚的完全听命。

却不料衡阳密谈这一幕竟被曹锟知道了，大为光火，徐树铮竟收买他的部下，立刻提出严重的质问。

而吴佩孚则以为是徐树铮故意泄漏，以挑拨离间他和曹锟的关系，使他自己无法做人，从而对徐恨之入骨。

张怀芝和曹锟本来都是激烈的主战派，忽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曹锟一再请求回直隶养病，五月二十九日没有等待段祺瑞同意，就离开汉口，还把第一路司令部全部带走。

三十日张怀芝也率领亲信径返山东。这两位大将在离开汉口之前，曾与王占元、赵倜、陈光远、李纯交换意见，打算发出一个电报，假口“民生凋敝，不堪再战”，命令前方“停战待命”。

段祺瑞听说前线将帅公然主和，大为震动，赶紧活动疏通，花了很大气力才说服他们没有发出这个电报。

三个原来的主和派和三个原来的主战派，现在他们竟结成一体，最严重的是这个新的主和派领袖竟是曹锟。这对段的打击极大。他越来越感到他的武统大业，已经深陷危机。

祸不单行，直军前线全体将士也联名发表通电，力言湘省水患滔天，瘟疫流行，兵疲将惫，不堪再战。与此同时，前线直军的五位旅长也联名发表请假的电报。这五位旅长是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

我们已经知道，所谓请假就是怠工示威，五位旅长联名请假就是集体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