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陆荣廷率领桂军入粤后，桂系溃败出粤的祸根就埋下了。

一入粤陆荣廷就借口减轻人民负担，先裁减军队，其意是削去广东地方军力，强令广东省长朱庆澜交出亲军十二营，其意只在削去广东地方军力。又借口北伐需钱粮，而开弛赌禁，接管兵工厂、造币厂等重要部门，把这些部门都通通掌握在陆的亲信手中。

陆荣廷成为两广巡阅使后，以结兰兄弟陈炳焜为广东都督，妻舅谭浩明为广西都督，清楚地表明绿林与裙带关系是桂系不成文的用人任官原则。

陆荣廷一直将广东当做滋养广西的奶妈。广东每一座兵工厂所造的枪弹，先满足桂军，再运回广西，粤人军队不能染指。造币厂造出银毫，概运回桂，使广西财政富足，而广东银根短小，毫币低落。粤人亏损，年复一年，致使粤人与桂系之间的矛盾如日剧增。

广西将领视广东为冒险者的乐园，运米营私，走私鸦片，私卖矿产，等等利润大风险高的产业也都被广西人所把持。桂系中的高层官员，大部分都成了富翁。

这些人自己在做坏事，还要封住广东人的嘴，对报纸的舆论进行严格控制。

《南越报》的记者李汇泉，因抗议开赌，《民主报》的编辑陈耿夫，因揭发桂系的官场内幕，竟被谭浩明、莫荣新分别以扰乱军心等罪名将其枪杀。

民心尽失，桂系在广东注定只能是失败者，陈炯明回师广东时，广东民军纷纷响应是最有力的注解。

当粤军大兵压境时，身在武鸣的陆荣廷，发电报给部将莫荣新、马济、林虎、沈鸿英等，要求他们增加兵力据城死守。这些人的回答差不多都是“不可加兵守城”，因为“民心已去，守之有损，弃之有益”。

陆荣廷当然也深知民心之重要，但逝者如斯，为时已晚。

由于桂系退出广东时，宣布撤销军政.府和取消两广自主，因此北京政.府即据以宣告“全国统一”。

北京政.府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任命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诚为广西省长。

三十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三十一日颁布对广西及四川的军要授勋令。

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改派陆荣廷督办广西边防军务。同时对于湖南、云南和贵州三省则派员前往“接洽统一事宜”。

但是，北京政.府的命令，只有广西一省奉行，四川军人除了刘存厚外，一致拒绝接受北京任命。湖南方面赵恒惕一再通电否认依附北方，当时还在云南的唐继尧和贵州的卢焘也同样对北京命令置之不理。

北京方面为了要在国际间造成已经统一的印象，因此不顾一切自说自话的大作“统一”文章。在国务院下面成立“统一善后委员会”，并定每个星期四接待外国记者，宣布和解答关于“统一善后”的各项问题。

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则和北京政.府针锋相对，正式宣言军政.府依然存在。宣称西南护法，非为个人权利，北方如果有谋和诚意，唯有在和会中谋取解决途径。

桂系在统治广东时，联合政学系极力排斥孙中山这位大元帅。

在桂系和政学系的主导下，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曾召开广州非常国会开会，讨论改组军政.府。出席议员八十余人，赞成改组军政.府案的占四十余人，多数通过，孙中山只好命居正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议会，并通电辞职。

接下来于五月二十日，非常国会选出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为军政.府七总裁。

自孙中山离开广东去上海后，广东护法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名存实亡。

桂系退出广东后，为广东护法政.府的重组提供了契机。

不久，孙中山和伍廷芳、唐绍仪抵广州，通电重新召开军政.府政务会议。以广州观音山旧督署为军政.府的办公场所，伍廷芳兼外交部长驻观音山军政.府内，唐绍仪住亚洲酒店，孙中山则下榻粤秀楼。

军政.府恢复后，发表各部部长。内政部长由孙中山自兼，财政部长唐绍仪，交通部长唐继尧，陆军部长陈炯明，外交部长伍廷芳，司法部长徐谦，参谋部长李烈钧，秘书厅长马君武。唐继尧在云南，不能来粤，因此交通部长由王伯群代理，参谋部长李烈钧率军在外，亦以次长蒋尊簋暂代部务。

为了促成表面的统一，北京政.府于民国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宣布筹办地方自治。这与满清在宣统年间允许筹办立宪一样，只是想拖时间，当然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

由于公认的国会被非法解散，制宪工作未能完成。各省自治运动的代表以及西南方面都主张，由下而上，由各省制定省宪法“省自治法”，规定一省的职权，实现省长民选，待将来制定国宪时将省宪纳入国宪之中。

废督是一个关键。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因为湖北在几个月内发生兵变二十余次，致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害，湖北各界推举代表请愿罢免湖北督军王占元，要求废督即从湖北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