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4月15日，在筹建爱国女校的过程中，由蔡元培、黄宗仰、叶瀚、蒋智由、林獬等议定并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

共推蔡元培为会长，设本部于上海泥城桥福源里，并定“置支部于各地”。

中国教育会的初衷是“拟集合力量，编订教科书”。在其章程中宣布：“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

中国教育会所提倡的教育，是出于改造中国的政治目的，是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而办教育。它激烈地反对封建教育和奴化教育，鲜明地揭示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教育宗旨。以造就共和的国民为其根本的宗旨。

为了实现这一宗旨，中国教育会设立了教育、出版、实业三个部，预备设立男女学堂、编印教科书、教育报，创办商店、工厂、公司。

会中的激进分子成了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中坚。

1902年夏，蔡元培利用暑假到日本游历，同行的有高梦旦。

高梦旦(1870年-1936年)，名凤谦，字梦旦，长乐龙门乡人。

梦旦上有胞兄二人，长兄凤岐以桐城派古文学知名，考取御史；次兄而谦留学法国巴黎大学，精通洋务，梦旦取两兄之名上下各一字，自名凤谦。

少从长兄读书于福州九彩园，初学古文词，并考取秀才。中法马江海战后，清廷日弱，遂无意仕途，厌倦八股文章。

在商务印书馆近代馆史中，公认有“两兴”：首兴于张元济，再兴于王云五。但在这两个炫目的名字身后，却有一个常被人忽略却又不可或缺的“贤臣”——高梦旦。

“五四”运动后，51岁的高梦旦自认对新学“所知不多”，主动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职务，并亲赴北京，去邀请不满30岁的北大教授胡适。胡适虽未到任，但推荐了他的老师王云五。

王云五当时毫无名气，怀疑他才能的人，“商务书馆内外皆有之”。高梦旦却用了3个月时间，帮助他熟悉馆中各项工作，在王接手后还尽力辅佐。

有商务元老感到不解，高梦旦解释道：“公司犹国家也。谋国者不可尸位，当为国求贤……国方得以长久。”

果不其然，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日机轰炸，几成废墟，王云五仅用半载，便使“商务”恢复元气。

多年后，胡适回忆起这段历史，说道：“他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平素不相识的人。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业求付托人的苦心，这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

高梦旦识才，亦爱才如命。他提升青年沈雁冰任《小说月刊》主编，后者却向他提出三条苛刻要求：一是现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号字；三是馆方应当让其全权办事，不能干涉编辑方针。

高梦旦全部应允。

这是蔡元培第一次跨出国门。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

与此同时，引进缫丝、纺织等近代设备，建立示范工厂，推广先进技术；招聘外国专家，派留学生出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

由于过重的财政负担曾经引起财政危机，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国营企业和矿山廉价出售给与政.府勾结因而拥有特权的资本家（即所谓政商），以优厚的保护政策鼓励望族、地主、商人及上层士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80年代中期起，以纺织业为中心，把产业革命推向高.潮。

日本在明治维新中通过推行“王政复古”以达到天皇亲政和议会政治，建立三权分立的新式政.府。经济上推动了财政统一，稳定幕府后期严重负债的国家财政；并推行殖产兴业，掌握新式技术，实现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大幅提升。教育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价值观的西化也为日后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埋下远因。

在外交上成功废除了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继续江户时代以来对虾夷地的开发，旁及琉球，并积极实现日韩合并，乃至于日后拓展海外殖民地等，日本出现了“脱亚入欧”的风气，都源于此时国力大幅膨胀的变革，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路途很短。千百年来，日本一直都是中国的“学生”，然而近代以来通过向西方学习迅速崛起，竟然打败了清朝的舰队，这使得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深感耻辱的同时，开始深刻的反省，谋求通过海外游学，实地考察与学习，“获取真经”，以此为旧中国输送新血液，从而改变中国的命运。另外，与欧美先进国家相比，日本距离中国较近，游学费用低很多，于是赴日游学便成为晚清众多士人的首选。蔡元培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