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把这么多个大师级的人物集合在一起，能处得来吗？

在当时的北大有一种说法，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就有多少学派；北大有多少个教授，校园里就有多少种学术观点。

在北大的讲堂上，史学方面，既有信古派的黄侃、陈汉章，也有疑古派的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陈独秀可以在讲坛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倡工读互助主义，有人宣传儒佛道者；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提倡白话文，而黄侃、刘师培、林损等则极力维护文言文的地位。

如果走进那个时代的北大，人们可能会有一种时空错乱之感。当时的校园里，有些教授如胡适，上课时总是西装革履、洋派十足；而在另一间教室上课的辜鸿铭，则是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还手持旱烟袋，并专门有仆人为之点烟上水，诸如此类的情形不一而足。这些人似乎在用自己的外表装束在无形中宣示着自己的理念。

至于课堂教学中不同观点的交锋、互捧、或指名道姓批评对方观点，也是家常便饭。

本来中国有“文人相轻”的传统，互相谁也瞧谁不服气，共处一堂，是很容易滋生矛盾的。

但是，这难不倒蔡元培。用老百姓的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就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正如他的一句名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对同样一件事，看法也很难没有分歧。要使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在相处在一起，途径无非有两个。

其一，是弱者对强者的臣服。在动物界，如果在争夺交.配权时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这个物种肯定不会得到好的发展，也很容易走向灭绝。倒是弱者能够对强者臣服的种群，能够有利于繁衍光大。

弱者对强者的臣服在人类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人没有虎豹凶猛，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是靠群体的力量，离开群体个人是很难生存的。但是，至少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没有弱者对强者的臣服，群体是不能维持的。

弱者对强者的臣服，这应该是封建专制及其之前的奴隶社会得以存在的重要的条件。所以，才有人被神化，有人拜倒在“神”的脚下，所以才有勇敢和智慧本身能成为道德。崇拜其实也是一种臣服，只是从表面看不是被强迫，而是心甘情愿。但臣服就是臣服，无论是自愿还是强迫。

要使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在相处在一起，这第二个途径便是“兼容并包”。不仅仅是求同存异，而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互相包容，进而能够在一起和谐相处。

何为共和，或许共和真谛就是“兼容并包”。

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毫无疑问，一个社会能实现兼容并包，标志这个社会已发展到了民主社会的较高阶段。

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肯定是个伟大的社会，一个对自己充满自信的社会。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这样的社会，要建立在很高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之上，与此相适应的，则是这个社会的社会成员，已经有了较高的道德水平。当然，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同样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产物，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或许有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才能使得“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落到实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它反映了领导办学事业的人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宽容精神，如果放大了来看，它更反映了这个领导者对自己理念的自信，而蔡元培就具备了这种自信。

胡适对钱穆的《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折合今古家法，十分佩服，遂常常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做义务宣传。但他对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人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争论，在课堂上则大肆抨击，而这并不影响学人之间的友谊。

正如一位老先生所说：“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举一小事，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家辜鸿铭就不买胡适的账，他认为胡适号称治哲学史，但却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简直是硬充门面、画虎成猫、误人子弟。

而章太炎的高足黄侃也看不起留美的洋博士胡适。但这可不是唯一让他看不上的人，黄侃在上课的时候骂起同门师弟钱玄同来也照样毫不留情。以至于两人同时上课，因教室相邻，钱玄同这边听得字字入耳。连下面听课的学生都忍不住好笑，但钱玄同站在讲堂上若无其事。

当年就曾在下面听课的王昆仑回忆说：“教文字学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上听钱老师的课，不料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