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是北大建校二十四周年，17日，学校举行纪念大会，蔡元培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在讲话中，分三个阶段对北大走过来这24年，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第一阶段是自开办到民国元年，指出在这十余年间，学校历经波折，其体制主要是模仿日本。开办之初，北京环境多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的倾向”，办学方针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教者也好，学者也好，大都偏重于旧学，西学方面不易请到好的教习，学的人也不是很热心，学西学很有些装璜门面的样子。

在蔡元培看来，这一时期，中学方面参用书院的旧法，录取有根底的学生，在教习的指导下，专研一门，倒是很有些研究院的性质。

第二阶段是民国元年到民国六年，“校长和学长率多为西洋留学生，加之国体初更，百事务新，大有完全弃旧之概。教员、学生在自修室、休息室等地方，私人谈话也以口说西话为漂亮”，中学退到了装饰品的地位。

但是，对这一时期，蔡元培称当时的提倡西学，也还是“贩卖”的状况。

第三阶段自民国六年到他讲话的当时，校内提倡研究学理的风气，力求以专门学者为学校的主体，在课程方面也是努力谋求贯通中西。即如西洋发明的科学，固然要用西洋的方法来实验，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也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

他的讲话，以中、西学术文化在北大的消长和融合为主线，对北大各个时期的历史和特点，进行了形象的概述，也客观陈述了他自己主政北大六年来的变化。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总结，总体来说，还是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

从这个讲话中，也能看出当时的蔡元培对北大前景，还是有所期待的。所谓，通过历史回顾，让大家看到成绩，看到进步，鼓励大家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建立起克服困难的决心。

但是，事过不久，蔡元培的思想便发生了变化。

在蔡元培发表这个讲话前的一个月，发生了前面详细介绍过的“罗文干案”。

大家都知道罗文干，是所谓“好人政.府”王宠惠内阁的财政总长。但是，他还有个身份，是北大的兼职教员。

前面提到，因为直系所谓的“法统重光”，曾经在留学回国之初，发誓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 后来在蔡元培等人的赞同和支持下，此文以宣言形式，由一些名流联名发表，这签名的，就有罗文干。

此案虽然一开始，就是众议院的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阴谋，但由于案情容易给人造成误解、涉及的问题也很敏感，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尽管在案子中，总统黎元洪被人利用，但内阁也是有毛病的，包括罗文干本人，也不是没有错处。

在案子的第一阶段，罗文干虽然受到了非法对待，但毕竟没有什么人身伤害，很快也为罗文干洗清了污点。做为罗文干的朋友，深知其为人和品行的蔡元培，无论如何，这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人无法忍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