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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 White(也是康奈尔大学创始人之一兼第一任校长)的家中常客。1915年他受邀去时任校长Jacob S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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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见前美国总统Taft，并和Taft谈了对中日关系的看法。(胡适认为“塔氏是一个好人，惟不足任一国之重耳”。)

除了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胡适也在各种活动中结交了各国朋友。有一次开会时他为自己结交的是各校第一流学子而感到高兴，当然他本身也受到这些一流学子的认同。在他的日记里可经常见到他与友人促膝长谈至深夜的描述，他认为与朋友的这些精神交流是最令人神往令人愉悦的。

胡适总是积极参加当地的政治社会事业，他说自己“每居一地，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社会事业。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动，社会改良之事，辄喜与闻之。不独与闻之也，又将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此种行为，人或嗤之，以为稚气。其实我颇以为自豪。盖吾人所居，即是吾人之社会，其地之公益事业，皆足供吾人之研究……”

胡适初到美国，开始背着忏悔放浪恶习的沉重包袱，情绪时常有些悲观。走进这美国上层社会的生活圈子，受美国基督教文明的感染，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羡慕，又难免自惭形秽。

胡适说美国人有一种“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以致“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随着渐渐融入美国社会，他的悲观思想情绪就有了很大转变。与朋友通讯，每以“乐观”相劝勉；又喜爱卜朗吟的乐观主义诗歌，他获得卜朗吟征文奖金的论文，题目就是“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他自己觉得，去国数年，最大的收获便是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生哲学。这对他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后来他甚至自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比如，胡适第一次跟随同学们去看足球比赛，起初，他正襟危坐，用读哲学课本的眼光来看球赛，自然看不出什么门道；而且，运动员们那么粗野的拼抢，观众那样拼命的欢呼与狂叫，他看着总有些不顺眼，觉得有失大学生的尊严和体面。但是，随着竞争的愈趋激烈，胡适也渐受感染，渐渐领会到观众的热心。随后，他偶然回过头去，看到他认识的一位白发苍苍的植物学教授，也像青年人一样，在看台上手舞足蹈，诚心诚意地欢呼狂叫。胡适很受感染，觉得惭愧，不再正襟危坐了。很快，他也不知不觉地加入了那热心欢呼的行列。

胡适对美国的政治生活有更浓厚的兴趣。从清王朝帝制统治下的中国，初到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美国，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组织、政党、选举及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却又事事新奇，令人神往。

《独立宣言》是美国立国文书之一，是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并宣明此举正当性之文告。

1776年7月4日，本宣言由第二届大陆会议（S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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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于费城批准，这一天后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

独立宣言》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前言，阐述了宣言的目的；第二部分阐述政治体制思想，即自然权利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第三部分历数英国压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条条罪状，说明殖民地人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拿起武器的，力争独立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第四部分，也就是在宣言的最后一部分，美利坚庄严宣告独立。

胡适最初读到美国的《独立宣言》，便大为惊叹，说：“昨日读美国独立檄文，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棱，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辞严，真千古至文。吾国陈骆何足语此!”

他到华盛顿去，常到国会去旁听。在伊萨卡，也常去市议会旁听。

有一次市议会到会者八人。朋友告诉他，这八人中一个是大学教员，其余都是本市商人，有雪茄烟商、牛乳店主、煤商、杂货店书记生和建筑工师，市长是大学女子宿舍的执事人。前市长是个洗衣店老板，不当市长后便开了这家洗衣。胡适对这一切都很钦佩，觉得其中的“共和平权之精神”特别值得学习。

胡适当然是看不惯种族歧视的。曾经有两个黑人女学生住在康奈尔的女生宿舍里，楼里的白人女生不想与黑人女生同楼居住，于是写信给校长要将黑人女生赶走。校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让黑人女生仍然住在那栋楼里，但是住在单独一间房子里，不与白人女生接触，这其实就是种族隔离。

胡适抱着大同主义的理想，为遭受歧视的黑人学生打抱不平。他写了一篇文章投到校报批判此事，校报编辑以为此事有损学校名誉，亲自找到胡适劝他收回文章。胡适坚持说如果校长将此事公正处理，那他便将文章撤回。后来校长果然主持公道，而胡适亦将文章收回。

胡适对人道主义有高度期望：“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种……凡国中人与人之间之所谓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爱，和平者，至国与国交际，则一律置之脑后，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爱国是大好事，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