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三卷有这样一段话：

胡适在北大登台讲课的头一天晚上，蔡元培来到胡适家。起初胡适不晓得蔡元培的来意，一个劲地说东说西，蔡元培只是耐心地倾听着。

后来，胡适意识到有点诧异，于是想停下来问蔡元培找他有何事。还没等胡适开口，蔡元培就起身告辞。

走到门外时，蔡元培忽然在黑暗中停住，对胡适说：“我聘你到北大来，就是信任你。”说完这话蔡元培就走了。

胡适在原地站了一会，终于明白原来蔡校长是来给他打气鼓劲来了。想到这，胡适的眼睛湿润了。于是他回到室内，将第二天要讲的课又温习了一遍。

之前开这门课的是陈汉章，他学问渊博，但过于迷信古书材料，从伏羲开讲，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洪范》。胡适则不同，他新编的讲义，第一章名为“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他认为可靠的《诗经》作为时代说明，抛开尧舜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

胡适这种“截断众流”的讲法给顾颉刚带来的震动极大，他对不以为然的同学说：胡适虽然没有陈汉章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顾颉刚又把此事告诉同宿舍的傅斯年，傅斯年当时是黄侃的得意弟子，旧学根基深厚，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他去听了几次胡适的课后，对想闹事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除了校长蔡元培的支持，傅斯年的大力帮助也同样不可小视。

胡适在北大课程的开场算是旗开得胜，但是讲一门课仅靠另辟新经是不够的，还得靠实实在在的材料，靠真才实学。于是，准备讲义成为初为北大教授的胡适的一项重要“功课”。胡适最初到北大的几年非常用功忙碌，从澄衷学堂开始到留美归来到达上海一直基本坚持的日记也被迫中断了，直到1921年4月才恢复正常。

这一时期胡适甚至连看戏的时间都没有，他在1918年4月26日的家书中说：“今天有一位朋友请我看戏，看的是名角梅兰芳的《玉堂春》，很好。我自从回到北京直到如今，不曾看过一次戏，都因为太忙之故。”

胡适初到北大之时，除了聪明之外，努力用功也是很多人的深刻印象。

一向以读书勤奋自诩的顾颉刚曾在日记中说：“予之性格，努力如适之先生。……我的勤劳可以比得上胡先生，而我的聪明实在比不上胡先生。”

从胡适上海读书和美国留学的经历看，胡适不是将自己限于书斋的学究，而是积极参与各种学生团体和社会活动，学习之外表现得非常活跃。胡适初到北大的忙碌，除了首先要在授课著述方面打开局面外，还很快在北大担任了一些职务，并参与了一些与教育有关的会议。

他在1917年10月25日的家书中解释不能请假归娶的原因，其中两条即是由于他参加了校内外的重要工作：其一是参与教育部改订大学章程的讨论，胡适关于废除现行分年级制而采用“选科制”的建议被采纳，因此要参与具体章程的拟定；其二是胡适在北大提议分部组织教授会，作为提议人也需要参与筹划。

胡适初到北大即受到蔡元培校长的赏识和重用，10月份月薪即从260元加到280元，“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

当年12月，胡适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哲学研究所主任，1918年3月，胡适当选英文部教授会主任。这些职务都非虚衔，是要付出很多精力的。他在家书中说，因为研究所是初次创办，“故事务甚繁”。1918年清明节在家书中又说：“我是英文部的主任，夏间大学的招考，我不能不到。”虽然忙碌，这些教育管理的职务让胡适在北大有了施展其教育理想和理念的机会。

胡适到北大后不久，就开始在校内外演讲，在美国练就的演说功夫有了用武之地，这也是他扩大学术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胡适的名气越来越大，所到之处也往往被邀请作现场演说。

他在1918年4月14日的家书中说：“昨日写家信后，即在家编明天的讲演稿。”结果当天忽然来了朋友，胡适应酬到晚上九点才继续写演讲稿，到凌晨两点半才写好。第二天胡适早上七点就起来了，匆匆吃过早饭，就赶去教育部会场讲了两个小时的《墨家哲学》第四讲。

“此项星期讲演专为普通人士设的，颇有功效。我的讲演，不但有许多少年男女学生来听，居然有一些老先生来听。所以我虽辛苦，却很高兴。”可见这时候的胡适既要在北大打拼，又要在社会上传播新知识新思想，非常辛苦。

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得名，归国之后自然成为以“文学革命”为突破口，以《新青年》为主要思想传播工具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他在北京箭杆胡同9号的新居，也成为《新青年》由上海迁至北京的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