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11日，曾与一班朋友去游上庄西面的上溪山口，凭吊明末遗民“采薇子”墓。

采薇子墓修建于上金公路旁一片桑豆混种的农田中，四周青山环抱。墓地建得较为简陋，没修墓道，需要穿过一片薯地才能来到墓前。新墓高约一米二，墓前矗立的花岗岩石碑上刻有“文化传播者——采薇子墓”及立碑年份，并无其他文字及墓志铭。墓地没有半点奢繁之气，其自然沉稳，毫不张扬的风格似乎更符合采薇子的隐逸之情。

关于“采薇子”其人，据绩溪县旧志记载，清顺治初年，有无名隐士由义子忠侍随来绩溪县上庄上溪山（今上金山）一带，衣衫褴褛，夜宿路亭，靠拾干柴煮野菜度日，偶尔入私塾作诗文，文字工整，文理深奥，多数不被人理解。有人向其索取诗文，不用草稿摇笔挥洒而就，自署“采薇子”。据此推测此人必是具有民族气节的南明王朝旧臣。南明亡后不愿仕清而效仿殷商时期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野菜为生并作采薇歌的故事。后来采薇子父子定居余川村汪辅老家。康熙中期，父子相继去世，当地汪姓村民将他们葬于上溪山口。

乾隆初，当地文人汪云寻访采薇子故迹为其立墓碑，题“采薇子墓”四字。

胡适作了一首五言诗：“野竹遮荒冢，残碑认故臣。前年亡虏日，几个采薇人?”

1月下旬，胡适留江冬秀在家奉侍母亲，独自一人回北京去了。

胡适初到北大的第一个学期，由于忙于教学、家庭和婚事，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字不是很多，主要有白话诗《人力车夫》、《新婚杂诗》以及《论小说及白话韵文—答钱玄同书》、《归国杂感》等文章。

1918年1月，《新青年》编委会进行了改组，成员基本由北大教授组成，由胡适、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人。自当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一号起，所有撰译稿件均由编辑部成员负责，不再接收外来投稿，而且从这一期起，全部刊登白话诗文。

1918年3月，胡适为《新青年》写了篇长文，他在3月17日的家书中说：“这篇文字将来一定很有势力，所以我虽吃点小辛苦，也是情愿的。”这篇胡适颇为自信的长文便是1918年4月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文学改良刍议》算得上是姊妹篇，前者也是后者接续。

胡适所以写这篇文章如他文章中所说：“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他们（指旧文学）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 我现在作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

对于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破坏性的“八不主义”:即一，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作“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

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建设性的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总而之言之，胡适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

接下来，胡适说：“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己经死了的语言文字作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于是，胡适得出结论说：“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作国语的文学。”

今天，回过头来看，胡适的这些话肯定是走了极端。虽然他在文章中做出说明：“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作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作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

是的，白话作的书不一定有价值，文言做的书就一定没价值吗？当然，胡适在这里是为了大力提倡白话文，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和文言文相比，白话文肯定更容易表达思想和情感，也更容易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和领会。

所谓人无完人，文章也应该是同样。但是，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是从文学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学，必须用国语。如今且说从国语一方面着想，国语的文学有何等重要。”的思想在当时是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