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

1917年4月9日

自1907年起，列宁第二次流亡国外，侨居日内瓦、巴黎、伯尔尼等地。1916年初列宁从伯尔尼迁到苏黎世，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寄居在修鞋匠卡墨列尔家里。1917年3月中旬，列宁获悉彼得格勒工人、士兵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但政权落到临时政府手里，出现了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正当俄国革命面临这样紧急关头的时刻，身在瑞士的列宁迫不及待地渴望着尽快返同祖国，列宁返回俄国的路线只有两条：一是通过德国，经瑞典、芬兰归来，但德国当时是俄国的交战国；二是取道法国，然后渡海到英国，再返回俄国，但英法当时是俄国的协约国。列宁深知，英国是无论如何不会借道给他这样一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人的。最后，他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交换拘留在俄国的德国战俘为条件，乘坐一节铅封的车厢，取道德国而归。列宁此举势必会招来许多非议，但他以革命利益为重，把自己的荣辱毁誉置之度外。1917年4月16日晚上11点10分，列宁转从芬兰乘火车抵达当时俄国的首都彼得格勒，以后不到七个月的时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爆发了。

在斯蒂芬·茨威格看来，这趟风驰电掣的封闭列车犹如一发炮弹，乘坐在里面的人物犹如威力强大的炸药；这一炮，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旧世界。

——译者题记

一个住在修鞋匠家的人

瑞士，这一片小小的和平绿洲，在它周围却是世界大战的风云所激起的弥漫硝烟，因而在那1915、1916、1917和1918连着的几个年头里，瑞士也显出一派侦探小说里那种惊险的场面。在豪华的旅馆里，敌对的列强国的使节们擦肩而过，好像互相不认识似的，而一年以前他们还友好地在一起打桥牌和彼此邀请对方到自己家中做客。从这些旅馆的房间里不时溜出一些一闪而过、讳莫如深的人物。国会议员、秘书、外交人员、商人、戴面纱或不戴面纱的夫人们，每个人都负有秘密的使命。插着外国国旗的高级轿车驶到这些旅馆门前，从车上下来的是工业家、新闻记者、文艺界的名流，以及那些似乎只是偶尔出来旅游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负有同样的使命：要探听到一些消息，刺探一些情报。甚至连引他们走进房间的门房和打扫房间的女仆，也都被逼着去干偷看和监视的勾当。敌对的组织在旅馆、公寓、邮局、咖啡馆到处进行活动。所谓宣传鼓动，一半是间谍活动；貌似友爱，实际是出卖，所有这些匆匆而来的人办理的每一件公开的事，背后都隐藏着第二件和第三件事。一切都有人汇报，一切都有人监视。不管何种身份的德国人，刚一到达苏黎世，设在伯尔尼的敌方大使馆就立刻知道，一小时后巴黎也知道了。大大小小的情报人员每天都将真实的和杜撰的成册报告交给那些外交人员，再由他们转送出去。所有的墙壁都是透风的；电话被窃听；从字纸篓的废纸里和吸墨纸的痕迹上重新发现每一条消息；在这样群魔乱舞的混乱之中，到最后许多连自己都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猎手还是被猎者，是间谋还是反间谍，是出卖者还是被出卖者。

不过，在这样的日子里，只有关于一个人的报告却极少，也许是因为他太不受人注目吧。他既不在高级的旅馆下榻，也不在咖啡馆里闲坐，更不去观看宣传演出，而是和自己的妻子彻底隐居在一个修鞋匠家里，住在利马特河后面那条古老、狭窄而又高低不平的斯比格尔小巷里的一幢房子的三层楼上，这幢房子就像旧城里的其他房子一样，有高高耸立的屋顶，构造结实，但一半由于天长日久，一半由于楼下院子里那家熏香肠的小作坊，房屋已熏得相当黑。他的邻居有：一个女面包师、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奥地利男演员。由于他少言寡语，邻居们除了知道他是俄国人和名字难念之外，别的也就不知道什么了。女房东是从他的一日三餐的简单伙食和夫妇两人的旧衣着上看出他已离别家乡流亡多年了，而且也没有大笔的财产和做什么赚大钱的买卖。这夫妇俩刚搬来住的时候，全部家当还装不满一个小篮呢。

利马特河（Limmat），流经苏黎世市区，入苏黎世湖。

这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是那么的不显眼和生活得尽可能不引人注意。他避免交际，邻居们很少能和他眯缝的双眼里锐利而又深沉的目光相遇，也很少有客人来找他。但是他每天的生活却极有规律，上午9点钟去图书馆，在那里一直坐到12点钟图书馆关门，12点10分准时回到家中，12点50分又离开寓所，成为下午到图书馆去的第一个人，然后在那里一直坐到傍晚6点钟。况且，情报人员只注意那些喋喋不休的人，而不知道沉默寡言、埋头书堆、好学不倦的人倒往往是使世界革命化最危险的人物，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这一个住在修鞋匠家里、不引人注目的人写过报告。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大家都认识他，知道他曾是伦敦的一家俄国流亡者办的激进小刊物的编辑，是彼得堡的某个发音别扭的特殊党派的领袖；不过，由于他在谈论社会主义政党里的那些最有名望的人物时，态度生硬和轻蔑，并说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又由于他自己显得不好接近和完全不会通融，所以大家也就不太关心他了。有时候，他利用晚上在一家无产者出没的小咖啡馆召集会议，来参加的人至多不过十五到二十名，而且大多是年轻人。因此，人们对待这位怪僻的人，就像对待所有那些没完没了地喝着茶和争论不休从而使自己头脑发热的俄国流亡者一样，采取容忍的态度，但也没有人去重视这个面容严肃、身材矮小的人。在苏黎世，认为记住这个住在修鞋匠家里的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是重要的，不足三四十人。所以，假如在当时那些以飞快的速度穿梭于各个使馆之间的高级轿车中有一辆车，偶然在大街上撞死了这个人，那么世界上的人都不会知道他是谁，既不会知道他是乌里扬诺夫，也不会知道他是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