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高产研究本就是一个坑。

亩产400公斤的小麦很常见，亩产400公斤的玉米甚至只能算一般，但亩产400公斤的大豆，他还没想过。

从生理原因的角度来说，大豆中的蛋白质和脂肪相对较多，碳水化合物相对较少，而玉米、水稻和小麦则相反。而植物在合成蛋白质和脂肪需要消耗的能量明显会多一些，因此，在整体能量相同的情况下，大豆的产量偏低就不以为奇了。

潘德尔的研究方向，是挖掘关键高产基因，譬如控制光合作用的基因，通过提高大豆对能量的利用率以提高产量。

但大豆基因研究太难了。

大豆是由古四倍体演变而来的二倍体自交作物，基因组庞大，约有56000个基因，且75%的基因以同源基因的形式出现，种内遗传变异程度低、丰富的重复序列使大豆基因组变得十分复杂，遗传转化困难，这羁绊着大豆基因功能研究的进展。

潘德尔的研究项目已经开展了三年，但有哪些基因在调控大豆光周期和开花、调控机制又是什么，都还没有彻底摸清。

具有革命性颠覆的“嘉豆13号”一出，潘德尔直接懵了——这还不是转基因品种？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

“中国人运气太好了，他们肯定是发现了特殊的野生大豆品种。”这是潘德尔第一个能想到的。

有趣的是，同行代表团中赞同的人不在少数。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株野草也许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而地大物博的中国，在生物资源丰富上可谓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国家。

譬如世界水稻生产曾有两次大的飞跃，都与中国发现的野生水稻品种有关。

第一次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利用本土的矮杆野生水稻与栽培水稻进行杂交，培育出矮秆水稻，连同矮秆小麦的育成，带动了全球粮食大面积增产，在世界农业领域引发了著名的“绿色革命”。

第二次突破是杂交水稻的育成，再次大幅度提高了水稻产量。其关键在于中国人在琼省发现了一种极其难得的没有花粉的野生水稻。

回到大豆上也不乏例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大豆发生大豆孢囊线虫病，使得大豆生产濒于毁灭，“救星”又是来自中国的“小黑豆”。美国农业部将其抗病基因转育到当地栽培大豆中，育成新的高产抗病品种，使大豆生产迅速复苏。

现今转基因大豆的蓝本，也是美国所谓“植物专家团”访问中国时，趁机采集回国的一株野生大豆。巧的是，当事人——美国大豆遗传学家布尔纳德，正好与潘德尔系出同门。

国际代表团中的欧美大豆育种学家也知道这一点，但都有意无意地忽视其中的“不道德”，只将其作为中国人“运气好”的佐证。

不得不说，运气好，是技不如人的一个好借口。

这样面对投资者，也有话可说了——狗屎运战胜辛辛苦苦的奋斗，在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但听到这话的陈建章，内心一晒，运气吗？

就算是运气好了。

我们欧皇附体又咋样，只能说——有本事，你们也祈求运气爆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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