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他们两位老人来说，有一点已是知道的明明白白的了。这就是，在离巴黎60公里的这片法兰西的土地上，在这最能使人赏心悦目的村庄附近的森林里，有时也会发生那些凶残荒谬的事情的。先进文明，风光如画的土地上，也会存在着那些残酷、野蛮的东西的。这或许是两位老人亲临其境所得到的最大的启示吧。
回程时的车里依然是寂静无声的，但与来时相比，气氛是确实缓和了许多。这固然是由于两位老人的心情发生了变化，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身临其境，终于明白了我所说的一切并不是什么瞎说，由此而改变了对我的看法。
此时此刻，我已明确地感到，从昨天下午持续至今的紧张气氛正在渐渐地冰雪消溶，一种心灵上的共鸣正在彼此的心头滋生。这样发展下去，再一起去大使馆，更进一步地了解一下情况，我与两位老人之间的隔阂便会更加快地消除，感情也就会更加地贴近些吧。
去大使馆的途中，我们在巴黎市内的蒙帕纳斯大道上的一家饭店吃了午饭。午饭桌上的气氛已明显地缓和，岳母甚至看着我左手的绷带关切地问道：“痛不痛呀？”我赶紧回答：“已经三天了，好多了。”岳父也在一旁好心地说道：“我在巴黎有熟人，要不要让他给你送些药来？”我又赶紧表示感谢，表示伤已经好多了，这样总算使他们放下了心来。
经过了这一餐午饭，我们三人终于恢复了原来的亲密关系，一齐去了大使馆。从凯旋门朝东北方向去，便来到道路两旁排着整齐悬铃木的环境优美的奥斯曼大道，穿过这大道便是蒙索公园。大使馆就坐落在这公园前面的一条幽静的马路上，黑漆的大门旁，雪白的粉墙上镶着一块铜牌，铜牌上写着大使馆办公的时间。我们到大使馆时，已是下午二时半，正是开始办公的时间，由于事先已经打过电话，所以马上就有一位叫须藤的负责官员出来接待了我们。
两天前，当我气急败坏地来到大使馆报告月子被绑架之事时，也是这位须藤来接待我的，这位不像一般外交官员那样一本正经，是个十分热情爽快的人。
我见到须藤，便先向他为两天前他热情接待我之事表示感谢，然后便将岳父岳母向他作了介绍。接着便向他打听月子的消息。
须藤持着一种外交官特有的慎重语调告诉我们，自我那天报案以后，法国警方至今还没有什么确切的消息。接着又说有些事情还想核实一下，便将两天前我写的事情经过调查书拿了出来。
调查书是用法文写的，我只懂英文，当时是按着须藤的指点写下的，调查书的正式名称是叫“失踪人员调查书”。
这份调查书好像是要交给巴黎警察局的，对于失踪人员，即月子的姓名、出生年月、籍贯、职业、工作单位、家庭地址、电话号码，甚至有关失踪者的各种生活习惯、社会关系等等，都要求作详细的填写。在报案人的栏目里填的是我的姓名，而立案人的栏目里则填入了须藤的名字。
事情发生后，说老实话，我是乱了方寸，只是凭直觉首先直奔去了大使馆，现在看来这一步也许是走对了，失踪者是外国人的情况下，首先是应该去该国家驻当地的大使馆或领事馆的。
接着重要的是尽量详细地提供失踪者的相貌特征。不愧为国际大都市，巴黎的办事章程确实是有条不紊的。首先要写明失踪者的年龄、性别、姓名、身长、体型，其次是人种，要具体写明是白人、黑人、黄色人种、阿拉伯人还是地中海人，甚至连眼腈的颜色是蓝色、栗色、黑色，还是绿色都要求写得清清楚楚。再其次便是头发，是直发、圈发、波浪型发、头发多还是头发少，还有头发的颜色、发型、是否染发等等都要仔仔细细地写清楚，另外带不带眼镜，使用不使用隐形眼镜，有没有胡须，身体上有无伤疤，纹身，牙齿是否完全，说话有无口吃，失踪时的衣着打扮，穿什么衣服，带什么首饰，拿什么行李等等等等满满地写了整整三页。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我都能十分详细地写明白，但可惜我手头没有月子的像片，直到今天才匆匆印好了一张带来交给了须藤，这是一张事情发生前三天月子在波尔多城堡前我为她照的像片。照片上的月子穿着大衣，也许是阳光有些刺目，她的眉头有些皱起，但是她那固有的凛然的美丽，却一点也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须藤接过我提供的照片，端正地将它贴在调查书的右上方，然后又问起我们月子如找到的话将她送到哪里去，对这个问题，我们三人不由彼此相觑地考虑了一会，最后感到如果是短时间里找到的话，那当然与我在巴黎住的宾馆联系，其次就只有大使馆了。对此岳父母也没有异议，于是将这一点又写进了调查书中。最后须藤便将我们填好的调查书用日语向我们核对了一遍。
须藤先念了月子的姓名，又念了她的职业为无业，于是又追问了一句“没错吧”。确实，月子原来是在一家公司做室内装修设计师的，半年前由于与公司的头头意见不合便辞职不干了，现在是无业在家，我便对须藤点着头道：“是的，没有错。”接着几乎没再有什么问题，须藤念得很快，岳父母听了也只是点头没有表示什么异议。须藤很快便念完了，对着我们深深地鞠了个躬，嘴里安慰道：“就这样了，你们放心回去好了，不知道会不会有结果，但我会尽力而为的。”
岳父岳母也赶紧站起身来鞠躬还礼，也许须藤感到受着两位老人太慎重的礼仪，有些消受不起，便惶然将脸转向我问道：“你还要在巴黎呆上一段时间吧？”
说实在话，我并不能在巴黎呆太长的时间，但又不能丢下失踪了的妻子不管。为了妻子我已经向工作的医院打了电话，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在巴黎再呆上一段时间。
我这么想着便对须藤的问话回答道：
“再想呆上两三天，这期间有什么消息请与我宾馆联系”这么说着，又接着向须藤请求道：“我岳父的意思，这次的事情请务必能为我们保密。”
须藤马上领会了我们的意思，爽快地答道：“这没问题，不用担心的。”听到须藤的这样回答，我总算感到了一种放心，又一次对须藤表示了感谢，便示意着岳父母站起身来，向须藤告辞了。
岳父岳母第二天的下午就决定回日本去了。连头搭尾总共在巴黎才呆了三天，这对于一家公司的老板来说突然地丢下手头的工作，跑到巴黎来能呆上三天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当然，对于岳母来说时间并不像岳父那么宝贵，但她一个人留在巴黎人生地不熟的，心里总是不踏实，再说有我留在巴黎，有情况会及时向他们报告，所以她也决定跟着丈夫一起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