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是红城堡里要对月子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我这么想着脱口问Z先生为什么周末不行，不想Z先生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口气平稳地说道：“对不起，我们也不能老是工作，该休息休息才是呀。”

我顿时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产生了，忍不住反问道：

“你们的工作？”

“是的，调教的工作。”

也许Z先生一边听着一边在电话那头讥笑吧。不过我总算是明白了，在他们眼里，对月子的所作所为，都是一种工作。

“这确实是很累人的呀。”

我不由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对Z先生的厚颜无耻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他们的那些行为都是工作，将女人剥光了衣服，双手吊起来，他们是很吃力的，我脑子里回想着几天来看到的录像，不由再也忍不住了：

“那样的事情，说是工作，你们也是太自认为是了，那送来的录像，完全是强暴，是侵犯，你们是太过分了。”

马上Z先生“不！”地打断了我的话，又换了一种揶揄的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道：“想看录像的是你自己呀，这可是为了使你高兴，使你从中得到参考，而精心摄下的镜头呀。”

他说得一点也不错，我除了沉默再也没有话说了。本来，请朋友介绍认识Z先生的是我，订合同时本来是不允许看他们具体的调教情况的，可月子是我妻子，希望看看的是我，回到东京，要求他们传送录像的也是我。

“如果您感到不愉快，我们可以不让您看。”

Z先生的口气突然很客气了。

“不，你等一下。”

这样一来我打听月子消息的惟一感觉某种快乐的渠道便会断绝了。想到这里，我慌忙重新调整了一下握话筒的姿势，缓了缓口气说：

“就照现在的样子……”

看来他们是看破了我的弱点的。我这样想着可也拿他们别无办法，只好讪讪地找了个别的话题问道：

“月子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呢？”

“最快还要两个月左右吧。”

这两个月是什么意思，我无从知晓，也许是说调教还要两个月才能奏效吧。

“再早一些不行吗？”

我有些惶然地又问道。电话里却传来Z先生一声重重的叹息声：

“当然，您如果真的希望，我们可以让她马上回家。但现在的状况，调教还不十分、或者说是最危险的阶段……”

“你是说……”

“这样放她回家，迄今我们干的工作前功尽弃不算，回到家里，她一定会更加讨厌憎恨你的。”

这话是警告，是威胁，我无法判断，但Z先生那与他绅士身份不相称的霸道，我是相当地感觉到了。沉默了好一会，我只好轻声地叹道：

“那好，下星期一我去城堡。”

“可以的话，晚上十时左右来，这样能看得更加透彻。”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无法也已经无意去搞明白，只是唯唯诺诺地说了声“再见”便挂上了电话。

第二天，即星期六，还有星期日，整整两天我在巴黎没有什么事做，不过倒也不觉得无聊。首先我是在一座国际有名的大都会，又没有工作关系等的应酬，一个人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上，虽说天气有些冷意，但心情却十分舒畅和痛快。其次是我的口袋里有的是钱，不用说这是岳父给我的，大部分我已存人了银行，但现在身上带着的也足够在巴黎任意挥霍和潇洒了。

当然，月子的事还是有些担心，但已与Z先生通了电话，现在后悔或吵闹也无济于事。其实，事到如今除了任其自然也没有别的法子了。

以后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怎样来与岳父岳母周旋，但这也不是逼到眼前的问题，将来相信船到桥头自会直的。不过给两位老人，倒是必须打个电话才是。

这样想着，我在星期六夜里给东京的岳父挂了个电话。先是装着很紧张的样子，说我已到了巴黎，与劫持犯也联系上了。岳父当然不会怀疑，电话里反复叮咛，要我千万当心，有必要马上找警察，但我当然还是老一套，说是为了月子着想，决不能找警察，并不断地安慰他们一切都由我来办，一定会使月子平安无事的，岳父也就不能再说什么，岳母也带着哭腔要我一定将月子带回家，我又再三保证，请他们放心，这才搁下了电话。

要做的事，到此都做完了。长时间的飞行人也相当累了，星期六早早就上床休息，星期天起来，时差引起的疲劳都消失了。

早晨九点不到，我去了宾馆一楼的餐厅，独自一人用了自助早餐，回到房间便打开了电脑，先接通了红城堡，但正如Z先生说的他们也许是真的休息了，只有挂毯图案的画面传了过来。

红城堡里的人休息了，我半是欢喜半是愁。欢喜的是月子可以暂时不再受那些男人的侵犯，愁的是看不到月子的那些镜头心头感到十分空虚。再顺便看了一下电子邮件，有两封东京医院里传来的信。一封是比我低两年级的饭沼医生传给我的，内容是向我报告我走后我负责的病人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情况。接着那信里又写道：“一个小小的骚乱”，然后记述了星期六下午医院病房里发生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