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这层顾虑，皇帝在一开始选用候官时，更倾向于那些身份低微、喜欢挑毛病、善于搞阴阳两面的小人。

这些选出来的候官自然不负皇帝所望，因其仰仗君主的权威，所以在其监纠百官过程中，常常以刻薄著称，以个人的爱憎、好恶为标准，随心所意地纠举群僚。

由此引发的乱象更是数不胜数。比如陷害、诬告无辜大臣，制造冤案；比如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取经济利益，贪赃枉法……而且在皇帝的授意下，他们更是可以超越权限干政。

更不用说他们的监察多以秘密方式进行，甚至可以纠无实据，也就是用“莫须有”的罪名来告发大臣。

这也就造成了当时京城官场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朝中大臣更是因惧祸而采取明哲保身的政治态度，他们认为自己既然怎么做都是错的，那干脆就直接对政事不闻不问算了。

这样来看，候官对大胤正常统治秩序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非常之大。

所以在崇尚儒家思想的高祖迁都洛阳、实施汉化改革后，几乎是没怎么犹豫就下令把候官这个部门的职权给削干净了。

但这个部门说到底也有千人之众，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身份不明，即使他们手里没了权力，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处理好的。

所以高祖也发挥了皇帝自带的传统技能——搞平衡。

前朝皇帝是因为不重视御史台和尚书省的监察作用，才会过分倚重候官。可高祖恰恰与他们相反，身为汉化组组长的他正愁着怎么给御史台立威。

所以摆在眼前的候官就这么理所当然的成了工具人。

由此引发了高祖时期最大的一场案件——候官案，牵扯人数达数千人。

自此之后，煊赫一时的候官就这么退出了大胤的政治舞台。

惜卿看着觉得有些唏嘘，但是她自己也不太明白为什会被皇帝给安排上这么个差事。

于是双手托腮，眼巴巴的望着对面正忙活着的程霁泽，希望他能为自己解答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