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睡梦中惊醒时，正站在一片熟悉却又陌生的土地上。我身上大概还穿着那件大黄鸭的睡衣，在冬夜里冻得发抖。

上海，但又不是21世纪的上海。我看了看手中不知何时拿上的报纸，时间一栏赫然写着，1935年，12月8号。

我环顾周遭，不由喟叹一个城市的风情总要在夜里才能彰显得淋漓尽致。

夜晚的上海，华灯初上。十里洋场，万里繁华。

我站在百乐门舞厅的大门口。

来去的国民党官员、资本家们带着附庸风雅的女郎。香水和脂粉的气味弥散在冬季寒冷的空气里。蹩脚的英语发音像微弱的火苗，消逝在夜幕的深沉里。

他们在欢笑，在狂欢，恰逢这国难当头的年代。

我像个局外人般漠然地旁观，我甚至不确定他们能否注意到这个穿着怪异的我。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黑夜流逝，黎明破晓。

我冷得有些僵了，呼出的气息在空气里凝结成雾。我稍稍抬起头，希冀从冬日并不温暖的阳光里汲取一点可怜的热量。

我仍站在上海的街头，站在这片容不下一张平静课桌的土地上，沉沉地叹息。

12月9日。我看见远方高举着横幅的青年学生，年轻的面孔上尽是不甘和愤恨的神情。铅字和油墨的气味飘散在冬日的清晨里，怨怼地奔走相告彰显着时代的担当。

他们在呐喊，在嘶吼，恰逢这国难当头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