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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5章 原来我是黄台吉啊!(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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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鉊本来是想回来之后就规划解决马楚之事,可是自他回朝之日起,民政上的事情就一拥而上了,而且很多还是必须他这个皇帝才能拍板的大事。

张鉊本来有点想把这些事情往后推一推,毕竟天下未定,军事才是最主要的,但是转念一想,又不能这么干。

别看现在张鉊一回京就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但这却是属于是张周一家的‘风景’。

以前的后梁、后唐、后晋可没有这个情况,甚至唐末藩镇割据以来,都没有这个‘盛况’。

因为此时的文人地位太低、不受重视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倒不是没有人读书了,学习知识永远是人类前进的动力,是人类刻在基因中的偏好,所以哪怕是五代,学文读书的也不少。

导致的非常严重问题,其实是文官开始大规模的摸鱼。这不是肥缺被武人占据,地位低,待遇也低嘛,那好,我就少干活。

五代文官摸鱼的程度,简直是丧心病狂的,别说什么州县官,朝廷中下级官员,就是冯道、和凝这样的,那曾经都是摸鱼大师。

他们从最开始的皇帝不问不献策,到后来是皇帝问了也不献策,每日基本都是在应付事。

发现了社会积弊,也不上报,等到皇帝发现了,或者说矛盾遮掩不住了,那就开始和稀泥。

这导致一系列相当严重的后果,文官摆烂以后,皇帝就只能越发的重用武人。同时出于对武人的不放心,往往开始信重身边的亲信和谋主。

后唐庄宗时期的刘皇后干政、伶官景进独揽大权,后唐明宗时期的奸相安重诲,石敬瑭时期的桑维翰,石重贵时期的冯玉,都是这种后果的剧烈体现。

其中桑维翰还好点,他至少是真的有才,但其他几位,本身就没什么文化,为祸尤其暴烈。

譬如景进,他为李存勖收揽宫女充实宫廷,一次性就掳走了青年妇女三千人,还连他妈魏博牙兵的家卷都敢掳走,天下为之侧目!

李存勖是真死得不冤,他自己就是靠魏博牙兵组成的银枪效节都,在胡柳坡之战与德胜之战中发挥关键作用,才能克制朱梁的。

这不过区区几年,就把魏博牙兵当成了纸老虎,连他们家卷都敢掳走。

于是没有任何意外,庄宗没过几年就被魏博牙兵们给一口咬死了。

所以到了周国建立后,张鉊敏锐觉察到了下面死气沉沉的摸鱼风气。

因为这玩意,我张圣人太熟悉了,出来做短视频之前,张圣人在某国企中,就以摸鱼高手而着名。

了解到深层次的原因后,张鉊趁着后晋官吏被耶律德光做了一次大清扫的机会,适时的清除了一大批冗官。

又借着改制的机会,将原本属于文官,但是被武人霸占的官职还给了文官。

随后再在朝中以身作则,注意听取各房意见,凡是文官,哪怕就是八九品的小官上书,张鉊都认真听取,要么自己亲自作答,要么让中书省的六个舍人代替作答。

对于每个上书的官员,张鉊都准备了小礼物鼓励,虽然也不过就是十斤羊肉、几斤白糖,几匹布帛或者一瓮美酒。

但那也是御赐之物啊!这极大的刺激了朝廷官员上书言事的热情。

同时,张鉊对于那些正确的建言,也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反馈。

去年一个开封府城西万胜门的城门尉投书到中书省章台,说慈佑皇太后出行的车架太多、太庞大,而且喜欢在拥挤时出城,经常给百姓带来不便。

张鉊的嫡母慈佑皇太后听后火冒三丈,命她的头号狗腿子韩国长公主李贞儿,带人将万胜门的城门尉,直接打折了腿。

张鉊知道后,严厉处罚了韩国长公主李贞儿,罚没了他的食邑二十户。

并且命内侍将万胜门城门尉抬到朱雀门下,亲自慰问了城门尉,向他表示了歉意,更将韩国长公主的这二十户食邑,作为汤药费赔偿给了城门尉。

随后下令在万胜门右,单独开了一个小门,给慈佑皇太后做出城游玩的专门通道。

而翘着断腿在万胜门继续值守的城门尉,则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而同时,东京开封府开封县的县尉建言,东京七门巡检使与开封府赤县陈留县与开封县两县县尉的职责混同,责权不清等事。

张鉊也立刻做出反应,命枢密院与吏部、户部研判之后,将城内民事和治安还给了开封、陈留两县。

而七门巡检使也被分为了内城巡检使、东城巡检使和西城巡检使。

只负责两县无法管理的纠察勋臣、官员和豪商子弟不法,以及巡检三城私藏甲胃、长兵器和弩箭等事情。

提出问题的开封县县尉,立刻被越级擢拔为了东京东城巡检使。

同时张鉊规定朝廷中枢五品以上官员,每月没有一次上书言事的,采取罚俸、降职乃至罢官等严格措施。

在小的方面张鉊就如此注意了,大的方面自然就更加重视。

在张鉊以自己累得回后宫去调戏一下大符都提不起兴趣为代价,张周官场上的行政能力,终于被刺激了出来。

于是‘自作自受’的张圣人刚回京,就被奏疏给淹没了。

没办法,他只能免除留守东京的阴正奇(阴鹞子)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和东京七门兵马使之权。

然后任命阴正奇为持节江南都部署,率这次留守的亲军左龙骧卫三千人南下到襄阳府。

阴正奇(阴鹞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统筹刘再升、马昭远(马鹞子)两位方面大员,先期准备摆平南平和马楚的事情。

我张圣人则必须要在东京将事情搞完之后,才能继续南下。

而眼前诸事中,目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废除前朝乃至从唐末一直延续的苛政,以及更深层次赋税的问题。

事情的起因,还是张鉊在河东的废除苛捐杂税和丁口银的事情引起的,河东百姓得了实惠,其他地方的百姓也想要。

其实这个时代,也确实来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税赋制度大变动的时间节点。

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两汉魏晋时期,是分为租和赋两种,租是指土地税,赋就是丁口银了,此外百姓还必须要服徭役和兵役。

南北朝到隋唐,因为府兵制的兴起,战斗不需要在大量征召农民兵,于是赋税制度变成了租庸调制度。

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结合起来看,还是土地税加丁口银再加徭役等。

当然,这只是粗浅的理解,里面的道道还多得很。

而租庸调制度,到了唐高宗后期,府兵制逐渐分崩后,就开始变得征收困难。

这玩意是以人丁为基数的,很强调人身控制和政府对兼并土地的抑制能力。

一旦政府不能很好的抑制兼并,失地百姓大量逃往,租庸调就收不起来,然后就会被平摊给还能勉强维持的乡邻身上,最后导致所有人都只能以逃亡来躲避。

所以到了天宝年间,以田亩征收税收的户税,就开始重要起来。

但了中晚唐,户税也不行了,国家财源枯竭,于是最终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两税法正式出台。

所谓两税,就是在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税,夏税在六月收完,秋税在十一月收完。

但其中最主要的改动,就是把原本看丁口的租庸调,变成了看富裕程度的分别征税。

这从国家的税收层面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它避免了租庸调时期大户们轻易就能将繁重的徭役,转嫁到穷苦人头上的弊病。

不但增加了财政收入,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简化了交税的繁杂,解放了生产力。

总结起来就是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税,缴税直接交钱,不在七七八八的需要交纳粮食、牲畜、布匹等。

看着很好是吧!确实很好,如果能严格执行下去,当然很好。

可是这种理想模式,别说唐朝,就是后世的美利坚,税务警察号称联邦战斗力天花板,都照样做不到。

所以唐朝的两税法只实行了不到三十年,就基本分崩离析,各级官吏上下其手,还利用缴税不能缴实物这点,逼迫百姓贱卖产出换钱,再狠狠剥削一次。

等到了五代,那就手段就更加丰富,在两税之外,各藩镇巧立名目,使百姓生活更加水深火热之中。

而且两税法,还有一个张鉊不知道该说是弊端,或者不算是弊端的影响。

那就是两税法是建立在府兵制瓦解的基础上,是中央政府对于土地从强势干预,到少干预甚至不干预的反映。

张鉊要继续实行两税法,也就必然会导致张周跟两宋一样,就算是想要抑制土地兼并,也根本无法做到。

这也反应到了国家的基本保障—武力上面。

两汉到初唐租庸调这种模式能有效推行,这就让两汉一直到隋唐,国家随时能动员出来相当不错的武力。

有时候哪怕正规军打完了,地方上的豪强大户,也能立刻提供相当的武力,只要中原朝廷的号召力没有失去,国家就没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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