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城市是一日一日变得繁荣，家乡的村子里却是相反的，比起十年前，似乎更加衰落。村子里已经通了公路和电灯，公路就从二柏家门前穿过，每天会有一两趟客车从这里经过。从前的那片小池塘以及池塘边的小桃树都消失了；村里多了两三栋红砖新楼，把那些多数的旧房比较得更加破败不堪。

看上去物质生活有了提高，可是整个村子里看不见几个人，满村子充斥着坟地般的阴沉。因为村子人口变得稀少，适龄上学儿童也变得不足，沈清读过书的小学学校已经撤销停办，校园里一片荒凉，校舍瓦顶都坍塌了。

大伯家六个孩子、二伯家两个孩子，统统去了大城市谋生。沈清每次回来，只能见到大伯和二伯两个老头。沈清有时候想，要是自己家没去镇上，现在的他不知道又在哪里？

大伯牙齿都掉光了，真不知道他每天怎么把东西吃下去。二伯更可怜，生了重病，怕花钱不肯去医院，只到沈清家拿点中药。他被疾病折磨得清瘦不堪，两颊的肌肉深深陷下去，粗看一眼简直就象一头野兽。他打了一辈子野兽，如今自己也变成了一只“野兽”。他的病是不治之症，据说活不了几年了。

不过二伯很顽强，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却一点没有颓丧，还在筹划着给唯一的儿子翻修新房。二伯跟儿子的感情非常深，每次儿子离家去大城市，二伯都要步行十几里送儿子到镇上，一直看着儿子乘车远去。

二伯也算个命不太好的人，他原本有个很有能耐的女婿，在大城市投资开办了一个小型公司。公司经营不错，若是不出意外，等到公司兴旺发达，二伯一家应该会过上比较理想的生活。但是不幸，工厂刚刚有了一点起色，女婿就患上绝症，三十刚出头，就英年早逝。

女婿死后，二伯家就跟亲家为女婿的身后遗产，进行了激烈的争夺。二伯不读书、没有文化的弱势就体现出来了，他不懂法律，完全不懂司法这一套。所以没有去法院申诉，只是私下跟亲家人去争吵。

二伯只有一个儿子，亲家那边四个儿子，死了一个还有三个。二伯远远不是人家的对手。他现在年纪大了，年轻时候的横蛮劲也用不上。

没有悬念，二伯在这场遗产争夺中完败，公司归了亲家的另一个儿子拥有。作为女婿的遗孀，二伯女儿本该最有遗产继承权，却只争取到了一点可怜的生活费，她连再嫁的自由都被剥夺了，若要再嫁，不得擅自作主，必须经过婆家批准。

二伯儿子原本依靠着姐姐和姐夫，打工还算顺利，姐夫一死，他的谋生之路也变得艰难。他纯靠卖苦力谋生，收入不稳定，没保障。

二伯家里的房屋翻新，全靠二伯儿子从外面寄钱回家。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把房屋建设一次性完成，因此采取分期逐步建设的办法。第一次翻新，只是建了一楼的毛坯框架。后面的建设，就是有一点钱就加建一点，没钱了就停工荒在那里。因此，一栋两层楼的砖石房，建了三年了，还没完成。

大伯家，二儿子建起了崭新的三层砖石楼房，是村子里最有气势的建筑，算是给大伯挣了最大的面子。大婶过世后，孩子们都离家外出，他们家再也没有吵闹了，只有无尽的冷清和寂寞。

大伯也很可敬，那么大年纪，不但下地干活，还独自照料着几个年幼的孙子和外孙。

沈清很难得回一趟故乡，跟大伯二伯都很生疏。沈清这次回来，大伯很客气，特意到村口猪肉摊那儿割了一斤猪肉。

不过，大伯的厨艺很差劲，做出的饭菜，沈清只能勉强吃得下。好在沈清也无心品尝什么美食，他现在心情太糟糕，就是吃着龙肉，也没有什么胃口。

吃饭的时候，沈清还跟大伯谈起职业学校里那个舅舅。沈清说起舅舅劝他留在城市，他没有答应的事。大伯就不住的埋怨沈清糊涂，人家都是千方百计到大城市去，你还傻傻的往小地方跑。

他说他的大女儿一家，在城市打工十几年，一直只有一个理想，就是在城市里扎下根，不要再回到乡下去。女儿和女婿夫妻俩都五十来岁了，头上长了白发，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夫妻现在还在坚持，不过只能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他们的孩子很争气，有两个考上了大学，留在城市的前景，已经很乐观。

沈清白天到村子的道路上去行走，遇到的全是新面孔，那些嫁到村里的女人和新一代的孩子们，他都不认识。小时候那些熟悉的人，要么去世了，要么外出了，沈清来到这里，一点感受不到故乡的气息，倒象来到了异域他乡。

他来到这里，本欲逃离那深渊一般的愁苦，可是这晨间的薄雾、坡上的竹林、夜空的繁星，只让他更加感物伤怀。他的烦恼不但没有减轻，反而郁积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