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抱怨黑暗，不如点亮蜡烛。

我真的服了我自己，大清早不多睡会儿，反而又陷入对高考成绩以及大学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差距的焦虑之中。

火锅味的瓦罐是真的猛，一直到中午，肚子都是烧的。

不愧是自由之风神，连自己一座神像被偷了都不管。我们终将重逢，感觉兄妹重逢的太早了，也太短了。很多伏笔，希望日后能交代清楚。

因上午见天空阴郁，可能不会有晚霞，因下午只是整理《置身事内》最后一章，又不搞复习，所以中午是在寝室睡了一小时，没有去教室。

哈？天空变晴朗了，大片大片的云像牛奶糖一样。

在经济学理论与现实应用之间，常常存在着鸿沟。依托市场经济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容易发现问题，察觉到各种各样的“扭曲”和“错配”，但从发现问题到提出解决方案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要摸清产生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根源，还要深入了解各种可行方案的得失。落后国家能否赶超发达国家，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套适合国情的组织和动员资源的方式，持续不断的推进经济发展。所谓“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站在今天的角度向前看，是未来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但回过头往后看，市场经济今天的发展状况也是几十年经济、政府、社会协同发展和建设的结果。在经济发展早期，市场机制缺失，政府在推动经济起飞和培育各项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的角色也需要继续调整。

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则，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实现这一目标要依靠竞争，我国政府不仅直接掌控大量资源，还能通过政策间接影响资源分配，这种现象在渐进性的市场化改革中会长期存在，所以要想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就要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权力扩大，“属地管理”和“地方竞争”构成了政府间竞争的基本模式。“属地管理”有利于地区性的政策实验和创新，因为毕竟是地方性实验，成功了可以总结和推广经验，失败了也可以将代价和风险限制在当地，不至于影响大局。在工业化进程中搞地方竞争，前提是大多数地区的工业基础不能相差太远，否则资源会迅速向占绝对优势的地区集聚，劣势地区很难发展起来，因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中国的工业体系在地理分布上比较分散，为改革开放之初各地的工业发展和竞争奠定了基础，为改革后当地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将农民培训成为工人。地方政府竞争中的关键一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评价地方主管，并将这种评价纳入升迁考核，各地政府不仅要在市场上竞争，还要在官场上竞争，这种“市场+官场”体质有三个特点：第一，将官员晋升的政治激励和地区经济表现挂钩；第二，以市场竞争约束官员行为；第三，当地的经济表现能力为地方官员和政府工作提供及时的反馈。“市场+官场”的竞争体质可以帮助理解我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但这种体制的运行效果，各地差异很大，官员或政府间的竞争，毕竟不是市场竞争，核心差别有三：第一，缺乏真正的淘汰机制；第二，绝大多数市场竞争是“正和博弈”，可合作共赢，官员升迁是“零和博弈”，会产生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出现“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现象；第三，市场和公司之间的竞争一般是长期竞争，延续性很强，但地方官员任期有限，很可能只顾短期成效。这三大差别增加了地区间竞争所产生的代价，也可能滋生腐败，此外，政府不是企业，不能以经济效益为单一目标，还要承担多重民生和社会服务职能。

社会发展是个整体，不仅包括企业和市场的发展，也包括政府的发展，相辅相成。瓦格纳法则，国家越富裕，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往往也越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进一退的问题，而是政府能否为市场运行打造出一个基本框架和空间的问题，这需要投入很多资源，一步一步建设。无论是政府服务的质量，还是政府收入的数量，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市场经济的形式和表现，要受到政府资源和能力的制约，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也需要不断变化，以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追求。在经济发展早期，市场不完善甚至缺失，政府能力于是成了市场能力的补充或替代。对落后国家而言，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找到其他可行的动员和调配资源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在增长过程中获得更多资源和时间去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动员土地、劳动、资本等资源并将其投入生产，满足社会需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机制已经相对成熟，法治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建立，民间的各种市场主体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源，市场经济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此时若仍将资源继续向政府和国企集中，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投资、融资、生产都需要更加分散化的决策，市场化改革要想更进一步，“生产型政府”就需要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要调整经济结构失衡，关键是将更多资源从政府和国企转到居民手中，在降低政府投资支出的同时加大其民生支出。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要在城市中建立缓冲机制，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让人在城市中安居乐业，加大民生支出，也是顺应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扩大民生支出的瓶颈是地方政府的收入，以往依托税收之外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模式已经无法再持续下去，要想扩大民生支出，可能需要改革税制，将税入向地方倾斜。

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提高生产率，对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来说，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是不断探索和创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学习已知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将更多资源尽快组织和投入到学习过程中，以提高学习效率，不过后进国家虽然有模仿和学习先进国家技术的“后发优势”，但其“组织学习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当技术和生产率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后，旧有的模式若不能成功转型为“探索创新模式”，就可能会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发优势”可能变成“后发劣势”。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受本国特殊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各国政治和社会现实，决定了可行的经济发展政策的边界，可行的政策不仅受既有制度的约束，也受既有利益的约束，经济发展必须要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重新分配利益，所以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政府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调控改变速度的快慢。经济发展是个连续的过程，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我国GDP总量哪年能超过美国，而是探讨我国是否具备了下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