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遇盯着茅元仪道：“你不相信？”

“茅某不敢！”

“其实这事不难解决！”

刘明遇指着周围空旷的环境道：“关外沃野千里，地广人稀，良田何止亿亩，只要灭了建奴和蒙古，将流民迁到关外来，每人分上几十亩田，或者上百亩田，再给他们提供农具种子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茅元仪道：“难就难在，总会有人想方设法给侯爷捣乱！”

在茅元仪看来，这一次刘明遇其实是有机会干掉皇太极的，如果不是朝中出了奸臣，颠倒黑白，在朝中诋毁刘明遇，刘明遇完全有机会把皇太极杀了。

就算不济，也可以追至沈阳城下，让建奴士气崩溃。

说到朝中有人扯后腿，刘明遇没有反驳这句话，因为这是事实。

刘明遇叹了口气道：“是啊，每年七百万两的辽饷，不知道肥了多少人，真要把建奴给灭了，辽饷可就没了，本侯这是在断人财路啊，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他们不拼命才是怪事！”

茅元仪捏紧拳头道：“这条财路必须给他们断了！不把这条财路断了，老百姓就没有活路了！”

这些年不知道多少流民拖家带口的跑到大名道来求一条活路，跟流民接触得久了，他自然也知道老百姓过得有多苦。

如果这七百万两辽饷能省下来，老百姓的负担就轻了一半，哪里还会有那么多人别井离乡，妻离子散？就冲这一点，不管多少人在背地里咒骂他，恨不得弄死他，他也得将这条财路给断了！

“别天真了，哪有这么容易断的！”

刘明遇拍了拍茅元仪的肩膀道：“世界上不止你这么一位聪明人，事实上聪明人有很多，宋时有王安石，本朝有张居正，他们都看到了财税的问题！”

众观历朝历代，税收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盛与衰败。最为典型的就是明朝，明朝末年，战事四起，朝廷入不敷出，而明朝的主要税收，来自于田地税。而此时的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官僚和众多藩王手中。

这导致整个明朝，税收年年减少，从顶峰时期的一千多万两降到明朝末年的五百万两白银。虽然明朝时期，有数额巨大的白银流入，加上银子在不断贬值，所以财政问题越来越严峻。

两宋时期，朝廷的税收在一亿贯左右，还有岁币，这不得不说，这些宋朝士大夫依仗着岁币这个耻辱性的赔款，在利用契丹人不懂金融规律，疯狂地从辽国吸纳金。

满清可以坚持，那是因为后世直接沦为了欧洲列强的产中倾销地，光每年的关税就多达四千万两白银，这笔钱在大明可是没有的。其实也不是说没有，而是这笔钱换了一个名目，比说保护费，进入了郑家的腰包。

国家和政府，要想控制住国家，首先要能收上来税，可是没有人愿意交税。商鞅的“赋税平”的平均税负思想、曹操的赋税负担平均思想、王安石的“摧抑兼并，均平赋役”的税收思想等等又分别以其独有的特色思想充实了税负平衡理论。

现在的大明官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出身地主士绅阶级，而他们嘴里所说的民，其实不是农民，而是指士绅，无论是崇祯朝时期的历次税收改革，全部都无疾而终。温体仁也好，周延儒也罢，他们虽然想做事，却因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直接被整下台。

古往今来，可以说，敢向地主和士绅收税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商鞅就是认为大秦的贫富差均悬殊，希望可以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增加国库收入，于是商鞅被车裂了，王安石郁郁而终，张居正则更惨。

听完刘明遇的阐述，茅元仪有些绝望：“侯爷，难道说，这天下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有！”

刘明遇淡淡的笑道：“你听过卖官鬻爵这个词语吧？”

茅元仪点点头道：“难道说……”

“没错！”

“朝廷要增加税收，那就开源或节流！”

刘明遇苦笑道：“能节流的法子已经想遍了，每名士兵平均不足七钱银子的军饷，就算这么少的军饷，还拿不到，将士们吃都吃不饱，还能指望他们打胜仗吗？敢降官员的俸禄，他们也会造反的，根源上只能节流，可加税已经让天下遍地狼烟，到处叛乱，实在是没有办法加了，唯一的法子，就是卖官鬻爵！”

这其实并不是刘明遇想出来的办法，而是后世的经验。自古以来，最反动，最薄情寡义的人，那就是读书人。

就想是那些遍布网上的公知大v，其实他们就是知识份子，历朝历代，他们虽然在一定时期，对于国家有着明显的促进和发展作用，如果从长期来看，他们起到的作用是挖掘国家的根本。

太祖非常厉害，就直接采取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接教育，其次是扩招。大明一亿五千万人口，从开国到崇祯朝，大明共计有十万八千名举人和进士，其中进士不足三万人。

如果说举人相当于后世的大专生，而进士相当于本科生，那么本科生在二十年前，还是天之骄子，说句不好听的话，让他们从事基础工作，他们会认为对他们的侮辱，可是现在呢？一个城管都要是硕士和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