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接下来的三天三夜，我心里的回忆是非常模糊的。我能回想起在那期间的一些感觉；但是极少形成思想，也没有任何动作。我知道自己在一间小屋子里，躺在一张狭小的床上。我似乎长在这张床上了；一动也不动地躺在上面，像一块石头似的；要把我从那儿拉走，几乎跟要置我于死地一样。我并不注意时间的消逝——并不注意从早上到中午，从中午到夜晚的变化。任何人走进或者走出这间屋子，我都观看着：我甚至能讲出他们是谁，在说话的人靠近我的时候，我能听懂他们说了些什么；可我不能作出回答，要张开嘴，或者动动四肢，是同样地不可能。女仆汉娜是最最经常的来访者。她的来临打扰了我。我有一种感觉：她希望我离开；她不了解我，也不了解我的处境；她对我有成见。黛安娜和玛丽一天到这间屋子来一两次。她们会在我床边悄悄地说这一类的话：

“我们收留了她，这很好。”

“对；要是她整夜给关在外面的话，明天清早肯定会发现她死在门口。我不知道她经受了什么事？”

“我想是离奇的苦难吧——可怜的、消瘦苍白的流浪者！”

“根据她的出言吐语来判断，我看，她不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她的口音很纯，她脱下来的衣服，虽然溅污了、湿透了，但是都没大穿过，而且质地优良。”

“她脸长得特别，尽管瘦削憔悴，我倒有点喜爱它；我想象得出，在她身体健康和生气勃勃的时候，她的相貌一定很可爱。”

在她们的对话中，我从没听到过一个音节表示对殷勤招待我感到后悔，或者表示怀疑或嫌恶。我得到了安慰。

圣约翰先生只来过一次；他看看我说，我的嗜眠症是过度和长期疲劳产生反作用的结果。他断言没有必要去请医生；他肯定，最好是听其自然。他说每根神经都有点过于紧张，整个神经系统必须昏睡一阵。没有病。他猜想，我一旦恢复起来，将很快就会复原的。这些意见是他用几句话、用平静的、低低的声音说出来的。停顿了一下以后，他用不习惯于长篇大论的那种人的声调补充说：“相貌有点奇特，当然并不表示庸俗和堕落。”

“一点也不，”黛安娜应和说。“说真的，圣约翰，我心里还有点儿喜爱这个可怜的小人儿呢。但愿我们能永远帮助她。”

“那不大可能，”是他的回答。“你会发现，她是个年轻小姐，跟她的朋友发生了误会，也许不聪明地离开了他们。如果她不固执，说不定我们能让她回到他们那儿去；不过，我从她脸上看出力量的痕迹，这却使我怀疑她是不是会听我们的话。”他站着端详了我几分钟，然后加上说，“她看上去聪明，但是一点也不秀丽。”

“她病得厉害，圣约翰。”

“不管生不生病，她总不能算美。美的优雅和匀称在这些五官上一点也没有。”

第三天，我好了一点；第四天，我能说话，移动，在床上起来和转身了。在我猜想是吃午饭的时间，汉娜给我端来一些稀粥和干吐司。我津津有味地吃了；食物是好的——吃起来已经不再有发烧时吃的那种味道了。在那以前，不管我吃的什么，都给那种味道破坏了。她离开我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有力气，精神也比较好。不久，对休息感到的厌倦和想活动的愿望激励着我。我想起床；可是我能穿什么呢？只有我那满是泥污的湿衣服；我就是穿着那身衣服躺在地上，倒在沼泽里的。我不好意思穿着这样的衣服出现在我的恩人们面前。我给免去了这样的屈辱。

床边一张椅子上，放着我自己所有的东西，清洁，而且是干的。我的黑绸外衣挂在墙上。泥塘的痕迹已经给除去；潮湿形成的皱痕平复了；它很体面了。我的鞋袜也都干干净净，可以见人了。屋里有洗脸的用具，还有一把梳子和刷子可以梳平我的头发。经历了一个累人的过程，而且每隔五分钟就休息一下，我终于穿好了衣服。我的衣服穿在身上很宽大，因为我瘦了很多，但是用披巾遮住了这个不足，我再一次变得又干净又体面——没有一点使我降低身份的污迹和我很讨厌的紊乱。我扶着栏杆慢慢走下石楼梯，来到一个狭窄低矮的过道，马上就到了厨房里。

厨房里充满着新烤好的面包的香味和旺火的温暖。汉娜正在烤面包。大家很清楚，在没有受过教育的耕耘和施肥的心田里，成见最难消除；它们在那儿生长，牢固得就像石头中间的野草一样。汉娜最初的确是又冷淡又生硬；后来稍稍和气一点：看见我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地进去，她甚至微笑了。

“怎么，你起来了？”她说。“那末，你好一点儿了。要是你愿意的话，可以在炉边我的椅子上坐下。”

她指着那张摇椅；我坐了下来。她在四处忙着，每隔一会儿，用眼角瞟我一眼。她从炉子里拿出几块面包的时候，直截了当地问我：

“你上这儿来以前，要过饭吗？”

我一时生起气来；可是想起我决不能发火，而且，我确实也曾经像乞丐那样在她面前出现过，我便平心静气地回答；不过还不是不带一点明显的强硬态度：

“你把我当成要饭的，你弄错了。我不是要饭的，就跟你自己和你的小姐们不是要饭的一样。”

她停顿了一会儿，说：“这我不明白。我猜，你多半没房子，也没铜子儿吧？”

“没有房子或铜子儿（我想你说的铜子儿是指钱吧），这可并不叫人成为你所说的乞丐啊。”

“你读过书吗？”她立即问道。

“读过，读过很多书。”

“可是你从来没上过寄宿学校吧！”

“我在寄宿学校读了八年。”

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那末，你怎么养不活自己呢？”

“我养活过自己；而且，我相信，还会养活自己。你要拿这些醋栗做什么？”她拿出一篮醋栗的时候，我问道。

“用来做饼。”

“拿给我，我来拣。”

“不；我什么也不要你干。”

“可是，我总得干些什么。拿给我吧。”

她同意了；她甚至给我拿了一条干净毛巾铺在我衣服上，“不这样的话，”像她所说的，“会把衣服弄脏了。”

“你没做惯用人的活儿吧，我从你的手看得出来，”她说。“你也许是个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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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你猜错了。现在，别再管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别再为我费脑筋吧；可是，告诉我，我们现在住的这所房子叫什么名字。”

“有人叫它泽庄，有人叫它沼屋。”

“住在这儿的那位先生叫圣约翰先生是吗？”

“不；他不住在这儿；他只是在这儿住一阵子。他住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是在莫尔顿，那是他自己的教区。”

“那个村子在几英里路以外吧？”

“对。”

“他是干什么的呢？”

“他是教区牧师。”

我想起了我要去见牧师的时候，牧师住宅里那个老管家的答话。“那末，这是他父亲的家了？”

“对，老里弗斯先生住在这儿，在他以前，他的父亲，祖父，陈（曾）祖父都住在这儿。”

“这么说，那位先生名字叫圣约翰·里弗斯先生啰？”

“对，圣约翰多半是他受洗的名字。”

“他的妹妹叫黛安娜·里弗斯和玛丽·里弗斯，是吗？”

“是的。”

“他们的父亲去世了？”

“三个星期以前中风去世的。”

“他们没母亲吗？”

“女主人几年前就去世了。”

“你跟这一家人一块儿住了很久了吗？”

“我在这儿住了三十年。他们三个全是我带大的。”

“这证明你一定是个忠实可靠的仆人。我要为你说这些话，尽管你毫无礼貌地把我叫做要饭的。”

她又惊异地瞪着眼看看我。“我相信，”她说，“我把你完全看错了；可是外面骗子那么多，你得原谅我啊。”

“而且，”我有点严肃地继续说，“你在连狗都不应该关在门外的夜里，却要把我从门口赶走。”

“嗯，那是狠心的；可是又能怎么办呢？我为孩子们着想比为自己着想还多；可怜的孩子们！除了我以外，他们多半没有人照料。我多半是要显得厉害些。”

我庄严地沉默了几分钟。

“你可不能把我想得太坏，”她又说。

“可是，我是把你想得很坏，”我说，“我告诉你为什么——与其说是因为你不让我住宿，或者把我看做骗子，倒还不如说是因为你刚才看我没有铜子儿，没有房子，就责备我。世界上有一些最好的人，像我一样一无所有；要是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就不应该认为贫穷是一个罪过。”

“我再不应该这样，”她说，“圣约翰先生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现在对你的看法跟以前完全不同了。你看上去是个真正体面的小人儿。”

“行了——我现在原谅你了。握握手吧。”

她把那沾着面粉、长着老茧的手放在我手里，另一个更加真诚的微笑照亮了她那粗糙的脸；从那时候起，我们就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