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如果你恨一个人，就送他纽约。
这句话真心太适合现在的整个美国了。
当李谕来到留学生们的课堂外时，一位专门聘请过来的美国老师正在给他们讲述美国的种种情况，拿出了大量的报纸让他们了解这个社会的文化、历史、习俗以及衣食住行等等细节。
美国老师激情昂扬地给他们讲着几篇文章，但李谕发现标题触目惊心：“放任主义是美国成功的基石”、“《人与国家的对立》给予我们的五点启示”……
这尼玛一看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那本《人与国家的对立》是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厉害的斯宾塞的著作。
更可怕的是美国老师还拿出几本很有历史的《自然》杂志，并且说道：“达尔文先生是伟大的科学家，而科学是这个时代最伟岸的学说，所以社会学的达尔文主义也是真理。”
李谕脑壳嗡嗡疼，真是扯着科学的皮在忽悠人！
二十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渗透到美国人的意识之中，成了全社会的主流思想；并且主要不是在较为抽象的历史哲学领域，而是在政治经济层面。
这就很可怕了，比该学说诞生之地的欧洲还要影响深远。
“到了几十年前，人类继续研究光的频率与波长，发现人眼能看到的波长范围其实很短，有一些动物比我们看到的波长范围要广，但这是不是又说明人类与动物看到的世界不一样？到底谁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
“我明白，”威尔逊说，“而且我还希望中国变得如同日本一样强大，对你们好，对我们美国的贸易也是一件好事。”
但这时候的人没有后世那么方便的知识获取途径，太容易被带节奏。
各大财团会派御用文人写各种赞颂“放任主义”“适者生存”的文章，以迎合他们大鱼吃小鱼的举动。至于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当然也成了演化必然，没什么不妥。
李谕说：“中国的强大一定会实现。”
胡刚复是专门搞物理的，立刻说：“太有问题了！很显然，如果光是从眼睛发出来的，那么到了夜晚为何人类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总不会是眼睛累了吧？”
李谕说：“你们都是理工类学生，应该明白，真理靠的是证据，而不是举例子。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可证伪性的文章，讲解过这个道理。如果举例子可以证明一个理论是对的，那这个世界就没有错误。总不能治疗100个人，歪打正着只治好一个，就当做例子说是疗法正确。这是不科学的！”
李谕对他印象还算不错，威尔逊是美国有史以来四十多位总统中堪称另类的存在，因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说起来，理想主义者在世界各国并不少见，出名的就有我们很熟悉的海瑞、周公、韩信等。
“我想这是值得庆幸的，我们生在最坏的时代，也生在最好的时代……”
“数额是由教育部决定，”威尔逊说，“本来我尚有一些顾虑，不过现在对他们已经充满信心，多少都可以接纳。当然了，我们普林斯顿大学比起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确实还有一些差距。”
然后理想主义者威尔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可惜遇到了很大阻力，也是导致他后来离开了普林斯顿大学，但总归让普林斯顿大学走上了正轨。
秉志说：“仔细想想，方才休特老师的说法的确有煽动之意。”
作为理想主义者，威尔逊没忘了表达自己对东方的态度：“我会极力促成学校建成一所专门针对东方的研究院，研究你们的周易以及儒学，这是东方最神秘的东西，也是我最感兴趣的。”
但理想主义者做到一国之主，那可真是太罕见了！更何况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超级混乱的时代。
“最好能够快一点，因为日本人可不是好对付的，”威尔逊说，“差点忘了，我还希望院士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作为顶级的公司，没有研究所说不过去。”
等美国老师讲完走后，李谕才组织学生说道：“诸位，我知道来到美国对你们会形成很多思想上的冲击，甚至有人会觉得老祖宗一无是处、咱们的文化弱不禁风。不过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怀疑精神，对任何事物或者思潮都要有一种批判以及求索的精神。”
美国老师说：“当然，我说的都是美国社会最核心的思想。”
李谕突然想到赫赫有名的贝尔实验室好像就在新泽西，于是说：“我会慎重考虑。”
威尔逊是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位非长老会牧师出任的校长，准备将学校向世俗化进行改革。
“非常好！你的反驳正中靶心！”李谕赞许道，“到了一千年前，阿拉伯物理学家阿尔哈曾认为光是太阳等发光体发出，继而经过反射到达人眼。这就让人类对光的认知提升了一大步。
李谕走出教室与他握手道：“威尔逊先生，您好！”
“2000多年前，毕达哥拉斯以及柏拉图认为光是从我们的眼睛中发出，然后到达物体，探知到这个世界再形成视觉。
“院士先生放心，我会把普林斯顿大学变成比肩哈佛、剑桥的高校。”威尔逊再次信心满满道。
“好吧，好吧，”李谕说，“你继续。”
“未来的科学，会如同经过漫长升空后爆炸的烟，一瞬间照亮天空，璀璨夺目，绚烂多姿。
李谕说：“总……校长亲自来，我们不胜荣幸。”
胡敦复说：“多谢帝师指点迷津。”
李谕说：“贵校可以接纳中国学生，我们非常高兴。”
今年的留美学生，就有进入哈佛的，即胡刚复。
李谕轻轻咳嗽了一声：“老师，这也是要讲的内容？”
好吧，果然是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