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说：“大家伙针对的是日本人，根本不想把蔡校长气走。”

辜鸿铭说：“我相信蔡校长肯定会回来，他要是不回来，老夫也走！”

虽然蔡元培属于新文化运动的一份子，但辜鸿铭一直挺佩服蔡元培。首先当然因为蔡元培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再者此前蔡元培替辜鸿铭说过话。

所以在几个月前林纾与蔡元培的“蔡林大战”中，辜鸿铭选择站在了蔡元培一边。

而在更早时候，他还为自己被视为孔孟罪人深感不服，说自己实为孔孟旧学之功臣。

辜鸿铭写了篇奇怪的文支持蔡元培：“在这国学岌岌可危之际，蔡氏表面上支持新派刊物，实际上用心良苦，是不得已出此倒行逆施，以毒攻毒之法”

他显然会错了意，但蔡元培看破不说破，就这么着了。

蒋梦麟又说：“日本人真是可恶，一切的一切，包括校长被逼走，他们才是祸首！”

李谕说：“还好现在大家渐渐能意识到日本人的本来面目。”

辜鸿铭也冷哼道：“日本人向来是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愄威而不怀德；强必寇盗，弱必卑伏。看起来恭恭敬敬，似乎很有脸，实际上心中无大义；寡廉鲜耻，欺软怕硬。”

李谕笑道：“这句话貌似出自宋朝的《资治通鉴》，这么多年，小鬼子一点没变。”

——

在连续几封电报催促后，蔡元培终究还是回来了。

几人随即在饭庄欢迎蔡校长归来。

胡适说：“这几天学生因为您的出走，闹得更凶了。他们觉得是北洋政府逼走了您，差点去总统府示威。”

蔡元培说：“我就是担心他们出事，才重新北上。”

“现在学校好不容易走上正轨，全靠着校长哪！”蒋梦麟说。

蔡元培转而问道：“对了，杜威教授呢？”

胡适说：“他要去浙江做几场演讲。”

“浙江？我刚去了趟杭州，那里的高等学府全都停办了。”蔡元培说。

李谕说：“他是被陶行知邀请过去的，要讲几场关于平民教育的内容。”

“平民教育嘛，这可比大学难做得多，还难有名声。”蔡元培感慨道。

李谕说：“总不能只有精英教育，那样永远也完成不了工业转变。”

“这个说法妙极！”辜鸿铭接上话，“前段时间胡适之还写了篇文章，说中国十人有九人不识字，正是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的事。要是四万万人都能读书识字，那还了得？要是北京的苦力、马夫、车夫、剃头匠、小伙计都认得字，都要像北京大学学生那样去干预朝政，还成个什么世界？”

胡适说：“辜老又拿这事揶揄我。”

辜鸿铭年纪挺大，但嘴上一点不饶人，也不让着胡适这个晚辈：“是你先拿辫子一事攻击老夫的。”

蔡元培早就习惯他们两个的争吵，打断他们说：“我路过徐州时，听说辜教授给张勋送了一副寿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没错，”辜鸿铭说，“蔡校长，你先别说，我倒想问问胡适之教授能不能明白其中意思。”

胡适见他又针对自己，想了想说：“好像是宋代文豪苏轼送给好友的诗句。意思是希望朋友不要悲观，珍惜余下的岁月。”

辜鸿铭说：“这只是字面意思，还另有深意，你能否看出？”

胡适说：“‘傲霜枝’自然是你们二位的辫子，‘擎雨盖’我悟不出来。”

辜鸿铭得意道：“那是清朝的大帽子！”

这次辜鸿铭占了上风。

“佩服佩服！”胡适随便夸了两句，赶紧调转话题，对蔡元培说，“最近几位学生办的杂志《新潮》发行不错，我们还向上海大同大学的中国科学社约了稿。”

蔡元培支持说：“李谕先生领导的科学社非常有先进性，现在写科普文章最好的就是他们。”

胡适说：“我们也全部采用了白话文和新式标点……”

辜鸿铭又打断了胡适：“又是白话文、新式标点！按照白话文，你都不该叫胡适之，应该叫往哪走。还有，今天我当着你的面，必须为文言文说一句好话，如果家里来电报，说你父亲死了，叫你赶快回家奔丧，白话文多啰唆；如换成文言文，只需四个字，‘父亡速归’。”

胡适立马反驳：“如今印刷技术兴盛，再惜墨如金已经没有必要，让更多人看懂才最急迫。”

辜鸿铭继续冷嘲热讽：“白话文艺术含量太低，你写的那首新诗叫什么来着，黄蝴蝶对吧？嘿嘿，写得真是好！以后干脆就尊称你为‘黄蝴蝶’了。”

胡适新诗水平确实不咋地，被说得脸色有些发红。

蔡元培适时地制止两人的争吵：“行了行了！过不了几天，有两位英国的学者会抵达京城，一位是哲学家与数学家罗素先生，他是应当初与李谕的承诺而来。另一位是文学家毛姆先生。”

辜鸿铭说：“正好一文一理。”

这两位知名度都不低，算是比历史上早来一年。罗素介绍好几次了，毛姆就是写了《月亮与六便士》的作家。

蔡元培说：“他们会访问北大，诸位到时一起迎接。”

胡适答应说：“没有问题。”

辜鸿铭却突然问道：“他们会说中文吗？”

李谕说：“肯定不会，罗素先生倒是想学中文。”

辜鸿铭说：“那么胡适之教授可以不去了。”

“为什么不让我去？”胡适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