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詹天佑前往东北参加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会议，防止列强以护路为名夺取铁路。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旧疾复发，虽然转回汉口医治，还是回天乏力。

武汉、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地随即展开了公祭活动。

上海的工商界借此机会也聚集了一回。

李谕与刘鸿生穿着一身黑西服到场，鞠躬献上鲜花。

一旁的张謇说：“眷诚（詹天佑字）乃国士，猝然离世，实在可惜。听说他离世后，财产没留下多少。”

李谕说：“更可惜的是他未能完全施展抱负。民国以来，政府根本拿不出太多资金投入铁路建设。”

张謇做过农工商总长，说：“上头简直一塌糊涂，交通总长动辄更换，而且左右不了财政拨款。而能够筹得款项的农工商部，八年间换了接近十位总长，除了田文烈，每位总长任期平均不过六七月。他们怎么可能拿出一套传承有序的法案保障建设？”

李谕说：“各方势力互相斗争，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虽然有所发展，根基却依旧脆弱，军阀一旦打仗，几乎一碰就碎。”

张謇叹道：“北洋政府拿不出钱，连教育投资都没有，何谈铁路。”

一直到1926年北伐，整个北洋政府执政期间，铁路通车里程仅仅3700多公里，每年250都不到。

即便如此，铁路还是北洋政府的摇钱树以及交通系官僚赖以存在的基础。每年铁路盈余高达4000余万元，而北洋政府时期一年的总收入也就4亿左右，占了10%之巨。

除了铁路收入，北洋政府能够掌握的收入主要就是关、盐两税。

关、盐两税民初就已经被列强控制，税款需要存入外国银行。征收、管理及支配权掌握在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手中，大多用于各种内外债的担保。

北洋政府只能得到还债后的余款，也就是所谓的“关余”与“盐余”。

讽刺的是，恰恰因为列强插手，使得各地军阀不敢轻易截留这两种税款，才使北洋政府可以仰列强之鼻息，得到一笔稳定而可靠的收入。

虞洽卿也到场，鞠躬献花后，走过来说：“诸位不必如此悲观嘛！就我在上海总商会统计到的数据，工商界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欧战期间，李谕先生多处布局，我们同样大力发展，整体实力估计至少在战前两三倍以上。”

他说的是实际情况。

一战前国内的工业企业也就700家，资本总额不超过4亿，工人总数不超过30万人。

经过几年发展，此时国内的工业企业数量达到了1700多家，资本总额也为战前的三倍左右，工人数量则达到了七八十万。比历史上的数据好了不少。

这个增长率已经差不多是30%（历史上20%），绝对称得上奇迹。

要是北洋政府别弄那些幺蛾子，连年征战，国内的工商业真的可以达到很高的高度。

但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要来了。

李谕苦笑道：“大战结束，以前被掩盖下去的弊端肯定会一一浮出水面。虽然德国、俄国已经基本退出咱们的市场，但等英法缓过劲，洋货还会再次大规模席卷国内市场。”

虞洽卿想想也感觉不寒而栗，说道：“我已经与几位工商界人士联名，请求北洋政府降低税率，战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希望可以减少几成。”

李谕对张謇说：“季直兄，您做过工农商总长，认为有可能吗？”

张謇摇了摇头：“刚才和疏才兄弟聊起，北洋政府缺少资金来源，各地军阀更加难以控制，只能盘剥国内工商业。一般国货的落地税率虽然仅仅3%，看似不高，但每过一关就要抽2%的厘金，货物自出厂到运销各地，所过何止十关，再加上其他各种莫名其妙的捐税，各种税负总值往往已占到货品价值的一半。虞会长，你在长江上有商船，应该熟悉。”

虞洽卿说：“走水路还好，要是走陆路，单单从重庆到成都这800多里，就有20处税卡，一批货物运过去，交的税已经超过该担物品的原值。”

这种税卡林立、市场四分五裂的局面最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简直就是自己给自己使绊子。

张謇说：“反观洋货，北洋政府明文规定，外资企业只要缴纳2.5%内地税，其余税捐全免。

“如果是进口过来的洋货，则只需要缴纳7.5%关税，有时候连这个税率都达不到。

“如此设置对国货伤害很大，税负重重的国货根本无力与洋货抗衡。

“例如百姓寻常购买的食糖，本土生产的销售价格竟然要在日本食糖之上。就算百姓抵制日货，有拳拳爱国之心，但北洋政府这般消磨百姓热情，早晚还是要被日货侵占。”

一旁的刘鸿生说：“本人熟悉煤炭生意，给英商开滦煤矿做过多年买办，熟悉价格。开滦煤矿每吨煤成本1.5元，税捐只有0.2675元，占成本的17.8%左右。

“而本应颇具竞争实力的山西保晋煤矿，每吨煤成本为2.021元，税捐1.731元，占成本的85.7%。

“之前各地工业发展迅猛，对这个价格可能没有那么敏感，而一旦经济发展稍微放缓，英商的煤炭优势将无限放大。”

面粉大王荣宗敬又说：“不止工商业，农业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本来安徽与河南的小麦可以走从津浦路直运上海，供应面粉工业所需的原料。但从蚌埠起运，每担运费2两，并且时间无法保证，有时竟长达一年！但跨越太平洋而来的美国小麦，每担运费不过4钱。就算没看过世界地图，也应该知道美国在万里之遥。如此悬殊，何其荒唐！

“即便铁路运力紧张，总能腾出车皮，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交通部批准此事。”

工商业相比农业总归要好一些，他们这些商界大佬都怨声载道，不堪重负，普通农民的情况可想而知。

田赋易于估计，征收方便，农民无处逃避，向来是北洋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自然也是军阀们的重要财源。

其中最坑害农民的是所谓田赋“预征”，就是提前收田赋，你敢信！

而且少则几年，多者十几年。四川有的县整整预征了30年。

横征暴敛之下，自耕农大批转向佃农，农村经济被破坏得相当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