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以后我与外祖母一起动身去巴尔贝克时，我对希尔贝特已经几乎完全无所谓了。我领受一张新面庞的风韵时，我希望在另一位少女帮助下去领略意大利峨特式大教堂、宫殿和花园的美妙时，常常忧郁地这样想：我们心中的爱，对某一少女的爱，可能并不是什么确有其事的事情。那原因是：虽然愉快的或痛苦的梦绕魂牵混成一体，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将这种爱与一个女子联系在一起，甚至使我们以为，这种爱定然是由这位女子撩拨起来的；待我们自觉或不知不觉地摆脱了这种梦绕魂牵的情绪时，相反，这种爱似乎就是自发的，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发出来，又生出来献给另一个女子。不过，这次动身去巴尔贝克以及我在那里小住的最初时日，我的无所谓还只是时断时续的。（我们的生活很少按年月顺序，在后续的日里，有那么多不以年月为顺序的事情插进来。）我常常生活在更遥远的时光里，也就是比我热爱希尔贝特的前夕或前夕的前夕更久远的时光里。这时，再也不能与她相见，便顿时使我痛苦起来，就象事情发生当时一样。虽然曾经爱过她的那个我，已经几乎完全被另一个我所取代，但是从前那个我，会突然又冒出来，而这种时刻的来到，常常是由于一件小小不然的事，而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例如我现在把在诺曼底的小住提前来说，我指的就是在巴尔贝克的小住我在海堤上遇到一个陌生人，我听到他说：邮政部司长一家时，（如果我当时还不知道这家人家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的话）我大概会觉得这句话毫无用处；可是对于与希尔贝特长期分离已经肌消神损、忍受巨大痛苦的我，这句话会引起我巨大的痛苦。其实希尔贝特当我的面与她父亲就邮政部司长之家谈过一次话，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再想到这个。对爱情的回忆并不超出记忆的普遍规律，而记忆规律又受到习以为常这个更为普遍的规律之制约。习以为常能使一切都变得淡漠，所以，最能唤起我们对一个人的记忆的，正是我们早已遗忘的事情（因为那是无足轻重的事，我们反而使它保留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所以我们记忆最美好的部分乃在我们身外，存在于带雨点的一丝微风吹拂之中，存在于一间卧房发霉的味道之中，或存在于第一个火苗的气味之中，在凡是我们的头脑没有加以思考，不屑于加以记忆，可是我们自己追寻到了的地方。这是最后库存的往日，也是最美妙的部分，到了我们的泪水似乎已完全枯竭的时候，它仍能叫我们流下热泪。是在我们身外吗？更确切地说，是在我们心中，但是避开了我们自己的目光，存在于或长或短的遗忘之中。唯有借助于这种遗忘，我们才能不时寻找到我们的故我，置身于某些事情面前，就象那个人过去面对这些事情一样，再度感到痛苦，因为这时我们再也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那个人，那个人还爱着我们今天已经无所谓的一切。在惯常记忆的强光照射下，往日的形象渐渐黯然失色*，模糊起来，什么也没有剩下，我们再也不会寻找到它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几个词（如邮政部司长之类）没有被小心翼翼地锁在遗忘中，我们就再也不会寻找到它，正如将某一书籍存在国立图书馆一册，不这样，这本书就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但是这种痛苦和这种对希尔贝特的再生之爱，并不比人们梦中的痛苦和再生之爱更持久。这一次，倒是因为在巴尔贝克，旧的习惯势力再也不在这里，不能使这些情感持续下去了。习惯势力的这种效果之所以看上去似乎相互矛盾，这是因为这个习惯势力遵循着好几条规律。在巴黎，借助于习以为常，我对希尔贝特越来越无所谓。我动身去巴尔贝克，改变习惯，即习惯暂时停止，便圆满完成了习以为常的大业。这习以为常使事物变得淡漠，却又将事物固定下来，使事物解体却又使这种解体无限地持续下去。数年来，每一天我都好好歹歹将我的精神状态套在前天精神状态的套子上。到了巴尔贝克，换了一张床。每天早上有人将早点送至床边，这早点也与巴黎的早点不同，这大概就再也支持不住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所赖以生存的想法了：有时候（这种时候很罕见，确是如此），久居一地会使时日停滞，赢得时间的最好办法便是换换地方。我的巴尔贝克之行正如大病初愈的人第一次出门一样，单等这一时刻来到，便可发现自己已经痊愈了。
从巴黎到巴尔贝克这段路程，如今人们一定会坐汽车走，以为这样会更舒服一些。这么走，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这段旅程会更真实，因为会更亲切地、感受更深切地体会到大地面貌改变的各种渐变。但是归根结底，旅行特有的快乐并不在于能够顺路而下，疲劳时便停下，而是使动身与到达地点之间的差异不是尽量使人感觉不到，而是使人尽可能深刻感受到；在于完全地、完整地感受这种差异，正如我们的想象一个跳跃便把我们从自己生活的地方带到了一个向往地点的中心时，我们心中所设想的二者之间的差异那样。这一跳跃，在我们看来十分神奇，主要还不是因为穿越了一段空间距离，而是它把大地上两个完全不同的个性*联结在一起，把我们从一个名字带到另一个名字那里，在火车站这些特别的地方完成的神秘的过程（比散步好，散步是什么地方想停下来就可以停下来，也就不存在目的地的问题了）将这一跳跃图象化了。火车站几乎不属于城市的组成部分，但是包含着城市人格的真谛，就象在指示牌上，车站上写着城市名一样。
但是，在各种事情上，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怪癖，就是愿意在真实的环境中来展示物件，这样也就取消了根本的东西，即将这些物件与真实环境分离开来的精神活动。人们展示一幅画，将它置于与其同时代的家具、小摆设和帷幔之中，这是多么乏味的布景！如今，一个家庭妇女头一天还完全无知，一旦到档案馆和图书馆去呆上几天，便最善于在当今的公馆里搞这种玩艺！但是人们一面进晚餐一面在这种布景中望着一幅杰作，那幅杰作绝不会给予人心醉神迷的快感。这种快感，只应要求它在博物馆的一间大厅里给予你。这间大厅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特点，却更能象征艺术家专心思索以进行创作时的内心空间。
人们从车站出发，到遥远的目的地去。可惜车站这美妙的地点也是悲剧性*的地点。因为，如果奇迹出现，借助于这种奇迹，还只在我们思想中存在的国度即将成为我们生活其中的国度，就由于这个原因，也必须在走出候车室时，放弃马上就会又回到刚才还呆在里面的那个熟悉的房间的念头。一旦下定决心要进入臭气冲天的兽穴经过那里才能抵达神秘的境界，进入一个四面玻璃窗的偌大的工场，就象我到圣拉扎尔的四面玻璃窗大工场里去找寻开往巴尔贝克的火车一样，就必须放弃回自己家过夜的一切希望。这圣拉扎尔车站，在开了膛破了肚的城市高处，展开广阔无垠而极不和谐的天空，戏剧性*的威胁成团成堆地聚集，使天空显得沉重，与曼坦那①或委罗内塞②笔下那几乎形成巴黎时髦的某些天空十分相像。在这样的天空下，只会完成某一可怕而又庄严的行动，诸如坐火车动身或者竖起十字架。
①曼坦那（1431-1506），意大利画家，他画过一幅《钉上十字架》，普氏时代已在卢浮宫展出过。②委罗内塞（1528-1588），意大利画家，他画过数幅《钉上十字架》。
在巴黎，我躺在自己床上，从鹅毛大雪漫天飞舞中遥望巴尔贝克那波斯式教堂，不出此限时，我的躯体对这次旅行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有当我的躯体明白了它必须亲自出马，抵达的当晚，人家要把我送到它很陌生的我的房间去的时候，异议才开始出现。动身的前一天，我明白了母亲并不陪同我们前往时，它的反抗就更加激烈。我父亲与德·诺布瓦先生动身去西班牙之前一直要留在部里，他宁愿在巴黎郊区租一所房子度假。此外，欣赏巴尔贝克的美景，并不因为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去换取就使人的欲|望大减。相反，这痛苦在我看来，似乎能使我即将去寻求的印象现实化，保证它的真实性*。任何所谓相同美丽的景色*，任何我得以去观看，而又并不因此就妨碍我回到自己的床上去睡觉的全景都无法代替这种印象。我感到喜欢做什么事的人和为此而感到快乐的人并不是同一些人，这已不是第一次了。给我看病的大夫见我动身当天早晨神色*痛苦，大为惊异，他对我说：我向你保证，哪怕我只能找到一周的时间到海滨去乘乘凉，我决不摆架子等人来请我。你马上可以看到赛船竞渡，太好了！我认为自己和这位大夫一样深深向往着巴尔贝克。对我来说，甚至早在去听贝玛演唱以前，我就已经知道，不论我喜欢什么，这件东西永远牲我的快乐，而不是去寻求快乐。
和从前一样，我的外祖母仍然热切希望赋予人们给予我的馈赠以艺术性*，自然她对我们动身的想法就不同。为了通过这次旅行对我进行一项部分古典式的考验，她本来打算一半乘火车，一半乘马车，来完成当年德·塞维尼夫人从巴黎经过肖内和欧德迈尔桥到东方①去所走过的这段旅程②。但在父亲的明令禁止之下，外祖母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我父亲知道，外祖母安排一次外出，以便将出门旅行所能包含的智力方面的好处全部发挥出来时，事先便可预知会有多少次误车，丢失行李，咽喉疼痛以及违章。她想到我们要到海滩去时，不至于突然来了该死的一车人而受阻去不成，会十分高兴。这该死的一车人，是外祖母喜爱的塞维尼夫人的叫法③。因为勒格朗丹没有为我们给他姐姐写封引见信，我们在巴尔贝克一个人也不认识（这一忽略，我的姨祖母塞莉纳和维多利亚④均很不欣赏。为了突出往日的密切关系，她们至今仍称那个作姑娘时她们就认识的人为勒内·德·康布尔梅，而且还保留着那个人送的礼物。这礼品装饰一个房间，也装点谈话，只是当前的现实与这些礼品已经对不上号。我的这两位姨祖母在勒格朗丹老太太家里，再也不提她女儿的名字，只是一走出他们的家门，便用诸如此类的话来互相道贺：那个人，你知道的，我提都没提她。我想，他们心里自然明白。她们以为这样便为我们报了仇，雪了恨）。
①这是一个地名。该城建于1666年。在此两年以前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的造船厂造出的第一艘船定名为东方的太陽，取其中东方定为该城市名。后来该公司消失了，地名照旧。②见塞维尼1689年4月27日、5月2日及8月12日各函，这三个地名分别在这三封信中出现。③见1671年6月28日塞维尼夫人致格里尼昂夫人函。塞维尼夫人在这封信中写道：令人愉快的来客走了，我多么伤心难过，你是知道的。叫我又受拘束又厌烦的该死的一车人走了，我又多么心花怒放，你也知道。正因为如此，我们认定：比起令人愉快的客人来，更希望来令人讨厌的客人。④在第一卷中，这两位姨祖母叫塞莉纳和弗洛拉。
所以，我们就要乘一点二十二分的那趟火车从巴黎动身。我花了好长时间在铁路局时刻表上找这趟车以自得其乐，每次这时刻表都使我激动不已，甚至使我产生已经动身那种兴冲冲的幻觉。花的时间那么长，不会不想到我对这趟车已经了如指掌了。我们对列车的想象中，幸福不幸福的决定因素更主要地是关系到它会给我们什么性*质的快乐，而不是我们对这趟列车的情况是否了解确切，所以我觉得自己对这趟车已经了解得很细，我一点都不怀疑，当天气变得凉爽起来，我凝望着即将抵达某一车站会出现某种效果时，我将会在车厢里领略到一种特殊的快乐。这列火车，虽然在我心中总是唤起同一些城市的景象，我用列车穿过的下午时光的光线将这些城市镶嵌起来，可是我似乎觉得这列火车与任何其它列车都不相同。正像人们常常对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又喜欢想象已经得到他的友情的人常常所做的那样，我最后也赋予一个金发艺术家旅客以特有的不变的面容。他可能带我踏上他的旅途，我可能在圣洛大教堂①脚下向他告别，然后他朝着夕陽的方向远去。
①圣洛大教堂，又称圣洛圣母院，始建于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拉斯金认为该教堂三角楣的尖顶为火焰式建筑之典范。
我的外祖母好容易下定决心去巴尔贝克，总不能白去一趟，所以她将要在一位女友家停留二十四小时。我当天晚上从那人家里再度踏上旅程，以免叨扰，同时也为了第二天白天能去参观巴尔贝克教堂。我们早已获悉，这所教堂距巴尔贝克海滩相当远，从那里再赶到海滩开始我的海水浴治疗，可能就来不及了。我这次旅行中的精采节目，列在残酷的第一夜之前，这种感觉可能还会叫我好受一些。在那残酷的第一夜里，我要走进一个新住所，而且要同意在那里生活。
但是，首先得离开原来的住所。我母亲正好安排在同一天到圣克卢安顿，她早已采取了一切措施，或者佯装已经采取了全部措施，把我们送到车站以后，就直接去圣克卢，而不需要再回我们自己的家。她怕我不但不去巴尔贝克，反而要跟她回家。她甚至以在那所刚刚租下的房子里有许多事要做，她又时间很紧为借口，决心不与我们呆到火车开动，实际上是为了给我免去这残酷的告别。火车开动之前，她躲在来来去去、准备这准备那之中。再也无法避免分手时，因为精力完全集中在那无能为力而又无比高尚的清醒时刻上，分手也就突然显得无法忍受了。
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我母亲没有我，不为了我，而过另一种生活也能活。她就要和我父亲一起去住。说不定她觉得我身体不好，神经过敏，把我父亲的生活搞得更复杂，更惨淡了。这次分别使我更加难过，因为我心中暗想：说不定对我母亲来说，这是我引她不断伤心的结果。她没有对我说过我怎样不断使她伤心，但是经过那些事之后，她明白再也无法共同度假了。说不定也是过另外一种生活的初次尝试。随着父亲和她年岁的逐渐增长，为了将来，她要开始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另一种生活。这就是与从前相比我与她见面要少；她对我已经有些形同路人；她成了一个人们看见她独自一人回到一幢房屋的妇人，而我并不在那房屋中；她向看门人询问是否有我的来信。这种情形，甚至在我做过的噩梦中也从未出现过。
车站雇员想把我的箱子拿走，我几乎无法答话。我母亲为了安慰我，使出她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她觉得对我的悲伤佯作不见没有用，便轻轻地拿这个开玩笑：
喂，巴尔贝克教堂如果知道人家是这么愁眉苦脸地准备去看它，会说什么呢？拉斯金说的兴高采烈的旅行家①是这样的吗？再说，你是否能够适应环境，我会知道的。即使离得很远，我仍将和我的小狼在一起。你明天就能收到妈妈的一封信。
①拉斯金在《亚眠圣经》中，经常提到旅行家以及他在路上遇到了艺术品得到无限快乐的情形。普鲁斯特将拉斯金的《亚眠圣经》译成法文，对拉氏著作当然是了如指掌的。但拉斯金并不喜欢乘火车旅行。
女儿，外祖母说道，我看你和塞维尼夫人一样，一张地图放在眼前，一刻也没有分开①。
然后母亲又设法叫我开心，她问我晚餐时我要点什么菜，她对弗朗索瓦丝佩服得五体投地，称赞她把一顶帽子和一件大衣改得认不出原样来，她从前看见这顶帽子新的时候戴在我姨祖母头上，这件大衣新的时候穿在我姨祖母身上，曾经引起她厌恶的。那帽子顶上有一只大鸟，大衣上到处是难看的图案和乌黑发亮的点点。可是大衣不能穿了，弗朗索瓦丝叫人把大衣翻个个，将色*调很好看的一色*里子露在外面。至于那只大鸟，因为坏了，早就把它扔了。在一首民歌里讲到，最有艺术意识的艺术家费尽心血把最精致的装饰装点到农民住宅的门面上，使得这住宅门顶上正合适的地方开出一朵雪白或淡黄的玫瑰来。有时你遇到这么精致的东西，真叫你动心。与此种情形相同，天鹅绒结呀，鸡蛋壳形的丝带呀，这些在夏尔丹或惠斯勒②的肖像画上会令人兴高采烈的东西，弗朗索瓦丝用无懈可击而又纯朴的审美观将这些东西缀在那顶帽子上，那帽子便变得十分动人了。
①见1671年2月9日塞维尼夫人致女儿函：一张地图摆在我面前，你过夜的地方，我全知道。②（前）夏尔丹和惠斯勒的名字，在这部小说中，这是第一次出现。从普氏的美学观点形成来说，这两位画家极为重要。夏尔丹（1699-1779），是著名法国画家。普氏在1895年左右曾就夏尔丹写过一篇研究文章。后来又将他对于伦勃朗的研究补充进去，一起发表在《驳圣佩甫》一书中。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在巴黎和伦敦住过多年。普氏经人介绍，与惠斯勒相识，并见到1891年画家为孟德斯基乌伯爵画的肖像。但是斯金很看不起惠斯勒。普氏摆脱了拉斯金的影响，在1905年所写的文章及书信中，对惠斯勒极为推崇。普氏此处所提情形，在惠氏的许多肖像画中均可见到。
这事还得往从前说，谦逊和正直常常赋予我们这位年老的女仆以高贵的面部表情。她是内向而没有卑劣情感的女子，她很懂得不越礼，保体面，为这次出门，她穿上了人家不穿而送给她的衣裳，以便跟我们坐在一起既相配，又不致显出非要人家瞧她的样子。弗朗索瓦丝穿着樱桃红而又陈旧的大衣，毛皮围领并不硬扎扎地露出毛来，她那样子使人想到一位年长的大师在《时时刻刻》一书中所绘之安娜·德·布列塔尼①的某一形象。在那些形象中，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妥贴，整个画面的情感在各个部分也分布得特别匀称，以致那华丽而又过时的特殊服装跟眼睛、嘴唇和双手一样，都表现出虔诚的严峻来。①《安娜·德·布列塔尼的时时刻刻》于1508年出版，为法国画家让·布尔迪松（约1457-1521）的作品。
说到弗朗索瓦丝，就不能提到思想。她一无所知，这意思是指，一无所知就等于什么也不懂，但内心能直接领会的几条罕见的真理除外。庞大的思维世界对她来说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她清澈的目光面前，在她那鼻子、嘴唇细腻的线条面前，在所有这一切证物面前，人们会象面对一条狗那智慧而善良的目光一样心慌意乱。可是人们明明知道，对于人的全部意念，这狗是一窍不通的。在许多有文化教养的人身上，竟然缺乏这些证物！如果有，对他们来说，那就会意味着绝顶的优秀，杰出品德的高尚表现了。人们确实可以琢磨这样的问题，就是在其它的地位低下的兄弟中，农民中，是否有相当于头脑简单的人群中的上等人这样的人类，更确切地说，是否有由于不公正的命运而注定在头脑简单的人之中生活，被剥夺了知识，但是他们更天然地、更出自本性*地接近像大部分受教育的人那样的杰出的人呢？这些人就象耶稣家族分散、迷失、被剥夺了理智的成员，象最有智慧的阶层的亲属仍停留在童年时期一样，对他们来说，要具有才具，只差知识这一着了。这从他们眼睛闪射出来的、不可否认的光芒中看得出来，可是这光芒没有用到任何事物上。
母亲见我强忍泪水，对我说：雷古鲁斯对大场面可见惯了……①再说，你这样对妈妈可不好，咱们也像外祖母一样引用塞维尼夫人的话吧：我将不得不把全部勇气都用上，这种勇气你没有。②她又想起，对他人的深情可以转移自私的痛苦，便尽量叫我高兴，对我说，她想，她去圣克卢一路上会顺利，她对自己订下的出租马车很满意，车夫彬彬有礼，马车也很舒适。听到这些琐事，我强作微笑，并且用同意、满意的表情点点头。可是这些事只会叫我去更真实地想象母亲的离去，我揪心地望着她，仿佛她已经与我分离。她戴着为去乡下而买的圆草帽，穿着薄薄的长裙。因为要在酷热之中长途跋涉，她才穿上这件长裙，可是已使她变了样，她已经属于蒙特都③别墅了，而我则不会在那个别墅见到她。
①雷古鲁斯为罗马大将，在与迦太基作战中表现极其英勇。但是普鲁塔克并未为雷古鲁斯作过传，倒是西塞罗和贺拉斯称颂过雷古鲁斯的业绩。②此处亦是引用1617年2月9日塞维尼夫人致女儿函的大意，原话是：你若是愿意真叫我高兴，就把勇气全拿出来，我倒是缺少这种勇气的。③蒙特都在圣克卢。
为了避免旅行可能造成我气闷发作，医生建议我在动身时稍微多喝些啤酒或白兰地，以便处于他称之为欣快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神经系统短时间不那么脆弱。是不是照医生的建议办，我还拿不定主意。但我至少希望，一旦我下定决心那么做，我的外祖母能承认我自己拥有这种权利和理智。所以我谈起这件事，似乎我的犹豫不决只在我到什么地点去喝酒的问题上，是在冷餐部还是酒吧车厢。我看到外祖母脸上现出责备、甚至根本对此不予考虑的表情。一见这种表情，我突然下定了决心非去喝酒不可，既然口头宣布未获得无异议通过，要证明我是自由的，实施这一行动变成了必不可少。我大叫起来：
怎么？我病得多么厉害，你是知道的！医生对我说的话，你是知道的！可是你倒这么劝我！
待我向外祖母将我身体不适的情形解释完，她现出那么歉疚、善良的神情，回答我说：那就快去买啤酒或者白酒吧，既然这对你会有好处。我听了立刻扑到她的怀里，在她的脸上印满了亲吻。我去酒吧车厢喝了过量的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感到，如果不这样，我的病会剧烈发作，那样她会最难过不过的。到了第一站，我又上车回到我们那个车厢，我对外祖母说，我多么高兴到巴尔贝克去，我感到一切都会顺利，我内心感到会很快习惯与母亲远离，这趟车很舒服，酒吧老板和雇员都那么热情，我真愿意经常来往于这条线上，以便有可能再和他们见面。对于所有这些好消息，我的外祖母却没有表现出我那样的兴高采烈。她有意避开我的目光回答我说：可能你该想办法睡一会了。并且将目光转向窗户。我们已经放下了窗帘，可是窗帘逮不住整个玻璃窗框，所以太陽能将在林中空地上小憩的温和而又懒洋洋的光线投射在车厢门打蜡橡木上和靠椅的罩子上（比起铁路局挂在车厢高处的广告来，这似乎是对与大自然浑成一体的生活更有说服力得多的一则广告，车厢里的广告挂得太高，是什么地方的风景，我无法看清那地名）。
外祖母以为我闭上了眼睛，可我看见她透过她那带大圆点的面纱，不时向我投过一瞥，然后又将目光收回，然后再反复下去，就像一个人为了养成习惯，极力在进行困难的操练一般。
于是我与她谈起话来，不过似乎这并不使她开心。不管怎样，对我来说，我自己的声音使我感到快乐，同样，我的身体最令人觉察不到的、最内在的活动使我感到快乐。所以，我尽量使之持续下去，任凭我讲话的每一个抑扬顿挫长时间停留在字眼上，我感觉到我的每一目光都确确实实位于它落下去的地方，并在那里停留得超过惯常的时间。
好了，休息吧！外祖母对我说，睡不着的话，就看看书！
说着她递给我一本塞维尼夫人的著作。我打开书，她自己则沉醉在《博泽让夫人回忆录》①之中。每次旅行时，她非带这两位女作家的书不可。这是她偏爱的两个作者。这时，我有意保持头部不动，一旦取了某种姿势，就保持这种姿势不变，从中感受到很大的快乐。我手擎着塞维尼夫人的著作，并不打开，也不垂下目光去看书，在我的目光前面，只有蓝色*的窗帘。我凝望着窗帘，觉得真是美妙无穷，这时如果有谁想叫我将注意力从这上面转移过去，我肯定不予置理。我似乎觉得那窗帘的蓝色*并非由于其美，而是由于它生机勃勃，正在把自我出生直到我终于将酒吞下去，那酒也开始起作用为止这期间在我眼前出现过的一切色*彩全部隐去，以致与这窗帘的蓝色*相比，其余的色*彩对我来说全都黯淡无光，毫无意义。那些先天盲人，很晚才给他们实行手术，他们终于看见了颜色*，当初他们生活其中的黑暗世界想必就是这样的。一位上了年纪的雇员来查我们的车票。他身着制服上装，金属钮扣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又使我着迷。我真想请他在我们身旁坐一坐。可是他到另一车厢去了。于是我怀着眷恋的心情想到铁路工人的生活，他们的全部时间都在铁路上度过，大概没有一天不看见这个上了年纪的雇员吧！凝视蓝窗帘，感觉到我的嘴半张半合所感受到的快乐，程度终于开始降低。我想动一动。我活动活动。我打开外祖母递给我的那本书，能够将注意力固定在我这里那里挑选的页数上了。我一边看书，一边感到对塞维尼夫人越来越佩服。
①此书名为作者所虚构，并不存在，很可能来源于布瓦涅伯爵夫人回忆录。普鲁斯特曾就布瓦涅伯爵夫人回忆录写过一篇文章，发表于1907年。
千万不要为一些纯属表面的特点所蒙蔽，这些地方与时代、与沙龙生活相关。正是这些地方使一些人以为只要他们说了诸如叫我好了，我的好人儿！或我看这位伯爵很有风趣，或者翻动割下来的牧草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①这类的话，他们就形成了自己的塞维尼形象。已经有德·西米阿纳夫人②的先例为证，她因为自己写了诸如德·拉布里先生健康极佳，先生，听到他死亡的消息，他完全受得住③或噢，亲爱的侯爵，您的信多么叫我喜欢！有什么办法能不回信呢？④或者什么先生，似乎您欠着我一封回信，我欠您几鼻烟壶的香柠檬。我刚还清了八封信的债，马上又有别的信要来了……这大地从来产量没这么高过。看上去是为讨您喜欢⑤。此类的句子，就自以为与她的外祖母很相象了。而且她也用这种体例写信谈放血，柠檬等等等等⑥，自以为这就是塞维尼夫人的书信。但是我的外祖母是从内在的东西，从作者对家人的热爱，对大自然的热爱来接近塞维尼夫人的，她教我喜欢塞维尼夫人真正的美妙之处，那与上述的例子毫不相关。我即将在巴尔贝克遇到一位画家，他叫埃尔斯蒂尔⑦，对于我的审美观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塞维尼夫人与这位画家是属于同一家族的伟大艺术家，因此她作品中的美此后不久便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我在巴尔贝克意识到，她向我们展示事物的方式与埃尔斯蒂尔是相同的，是按照我们感知的顺序，而不是首先就以其起因来解释事物。那天下午，在那节车厢里，我反复读着出现了月光的那封信时，已经心花怒放了：
①此句见于1671年7月22日塞维尼夫人写给库朗日的书信，当时被人认为极有风趣，争相传诵。②德·西米阿纳夫人（1674-1737），是塞维尼夫人的外孙女，闺名波林娜-阿黛玛尔·德·蒙德依·德·格里尼昂，1695年嫁给路易·德·西米阿纳。她同意出版外祖母的信并亲自参加编纂，但出于某些顾虑，将她母亲的信大部分都毁掉了。她本人的书信于1773年发表。③此句出于1735年3月15日致德·埃里古尔函。④此句出于1734年3月8日致高蒙侯爵函。⑤此句出于1735年2月3日致德·埃里古尔函。⑥（前）谈放血的信为1734年11月17日；谈柠檬的信有二，1735年1月13日和1月15日，这几封信都是写给德·埃里古尔的。⑦埃尔斯蒂尔的名字第一次在本书中出现。在《斯万之恋》中，这个画家以比施的名字出现。埃尔斯蒂尔的原型基本上是惠斯勒。1898年奥朗多夫书店出版的一本小说《亡人的太陽》中有一位画家，名字也叫尼尔·埃尔斯蒂尔。
我无法抗拒这种诱惑，我戴上帽子，穿上颜色*鲜艳的上衣，其实并非必需如此。我来到网球场上，那里的空气非常温馨，与我卧房一样。我看到千百种莫名其妙的东西，着白衣黑衣的修道士，数位着灰衣和白衣的修女，散乱各处的内衣，挺直身体紧靠大树躲起来的男子……①①塞维尼夫人1680年6月12日致格里尼昂夫人函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