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未看的是《中国消费者报》，今天他们《刁民？聪明的消费者？》为标题刊登了一篇新闻稿，具体内容是一名叫王海的年轻人在bj福隆大厦以85元一副的价格买了两副耳机，也不知道是不是许老师家开的，然后想让商场按照今年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倍赔偿。

他先找到消协，得知要到技术监督局做商品鉴定；技术监督局又说，他们要把耳机送到正品的公司鉴定真伪，至少3个月左右才能拿到结果；王海等不及，索性自己拿着耳机去做了鉴定，结果很快出来，这两副耳机是假冒产品，但公司拒绝开具书面鉴定证明。

王海算了算，买耳机花了170元，而前前后后搞鉴定，一共花去200多元，即便得到1倍的赔偿，自己依然亏了；好在他并不差钱，当即决定要干就干票大的，索性又去买了10副假耳机，干脆把打假动静搞大一点。

这次他找到了工商局，执法人员问他知不知道这些是假货，王海说知道，工商局执法人员顿时生气了，说知道假的还买，你这不是刁民吗？随后这件事被《中国消费者报》知道了，赶紧找来王海采访，于是便有了这个标题。

这件事闹到最后并不成功，隆福大厦坚持只退货不赔款，并且仅仅退赔前2副耳机，因为他们认为，后10副属于王海“知假买假”，除此以外，他们愿意多支付200元的补偿金，最后王海没赚到钱还亏本了。

但是李未知道，王海并未就此停下打假的脚步，日后还成立了专门的打假公司，一直在全国各地进行打假活动，就算是到了互联网时代，他依旧是舆论的焦点，不时闹出大新闻来，许多网红都被他收拾过，比如辛巴，比如小杨哥等等。

李未叫来自己的助理，指着报纸给他说道，“联系下这个人，看看他还在bj不，就说我约他吃个饭。”李未这两天刚好要去bj和经叔平、刘永好、冯仑等人开会，讨论民生银行的时期，于是便打算顺便见见王海。

王海并不难找，《中国消费者报》采访过他，而惠农又在这份报纸上打过广告，以合作单位的身份联系一番，很快就拿到了王海的联系方式，王海现在有些沮丧，正准备回老家去，一听说全国首富要约他见面，马上便改了行程。

李未到了京城后，没有直接喊王海过来见面，而是先去见了一位在报纸上支持过王海的专家——参与起草了《中国消费者权益法》的何山，李未之前在提议颁布《食品安全法》的时候和这位打过交道。

何山的经历也堪称传奇，他在建国前一年出生于河北遵化，二十岁的时候参军，第二年就当上了排长，然后开始学习法医、刑侦，其后在部队任政治处保卫干事，四年后又转业到bj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最初在劳动科，后调宣传科任副科长，负责文桉工作，要是没啥意外的话，他大概会平平澹澹地在这家厂干一辈子，然后默默无闻地退休。

1977年转机来了，他和李未一样参加高考，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bj大学法律系专业，成为了全国仅有的3所高校招收的193名法科生之一，他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毕业后何山拒绝了留校教法制史的建议，他选择了到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工作，先从《继承法》开始，然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消费者权益法》......一部部法律在他的参与下起草颁布，何山也成了国内民法领域的权威。

何山对这个跟他同一年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很有好感，尤其是他还提案了《食品安全法》，所以欣然接受李未邀请去他家里做客，然后自然而然地聊起了当年考大学的事情，“记得当年我去学校报道的时候已经三十岁了，你那时候才十六七吧？你们可算是赶上好时候了。”

“我读的是中原农学院，跟北大可是差远了！”李未客气地说道，然后回忆起当年在学校读书时候，高校届流行的种种趣事，四合院里不时响起愉悦的笑声。

到了约定好的时间，王海坐上惠农的汽车来到李未的四合院里，院子中间摆了张桌子，李未陪着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子正坐在桌边喝茶，见王海来了便帮他们介绍，“您二位应该早就知道彼此的名字，何老师，这就是王海，王海，这就是在报纸上支持过你的何老师，何老师现在在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工作，《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是他参与起草的！”

“李董您好，何老师您好！非常感谢何老师仗义执言！”王海今年才二十二岁，以前一直待在青岛，陡然遇到两位大人物，难免有些惶恐。

“不用拘束，今天就是随便聊聊，我跟何老师对你之前做的事情可是很赞赏的！”李未笑着邀请他坐下。

“对，我们颁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么？在假货肆虐时期，消费者就应该向贩假者开战，获得索赔也是消费者应有的权益之一，你的做法合法合理！工商局凭啥说你是刁民？”何山也乐于看到自己制定的法律发挥作用。

人既然已经到齐，那就可以上菜了，王海边吃边在李未的询问下说起了自己的经历，他家境不错，父亲在青岛郊区有一家树脂凋塑产品厂，王海八十年代末初中毕业后就帮忙打理业务；由于厂子经常要处理各种各样的纠纷，王海逐步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在1992年参加了一个法律函授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