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分化这种事在哪都有，平心而论曰本在这方面要比韩国做得好许多，人也更颓废，大家都在努力无欲无求，社会矛盾没那么尖锐。

十年后是枝裕和拍了一部《小偷家族》，乍一看是表现一个穷困潦倒家庭的，现实主义平静得像一杯冷冷的白开水。

然而随着情节推动就发现，这不过是一部动人的家庭片，虽然对社会的失败之处有所叹息和检讨，但都是表面的，最终刻画的还是人性光辉。

导演要说的是世界从来就是复杂的，即便最底层的小偷家族也拥有着爱。

爱能发电，只要有爱，此生就值得了。

这部电影和《寄生虫》一样，也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

按照江川当年研究生的导师的话说：“《小偷家族》这种内容的电影就是迷魂汤，是最有效的催情药，直接干掉人的大脑。”

记得当时江川为了表示对导师的尊重，还特地问了一句：“为什么？”

导师对他的虚心好学很满意，耐心讲解：“如果你是个吃饭都成问题朝不保夕的穷人，看这样的电影是个什么心情？人真的可以靠爱生活下去吗？

不过这些电影不是拍给他们看的，而是拍给那些喝着奶茶、点餐垃圾食品还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的可怜虫们看的。

金字塔可以没有顶层，但不能没有底层。

不过我们也得反思，金字塔顶层出资请我们拍出这样的电影，这对我们电影人来说绝不是值得骄傲的事。”

《寄生虫》无疑揭示得更加深刻，然而很惭愧，这不但是资本家投资的，还是资本家亲自拍的，原始动机也不是呼唤社会正义，而是追逐名利，把想占的坑都占了。

所以江川感叹：“我这么算计愚弄这个世界，有意思吗？”

这也没办法，谁让他站得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知道得比别人多。

对于拍好《寄生虫》，江川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电影也是信息承载体，一部电影能够容纳越多信息，越可能成为一部好电影，所以细节曰丰富越好。

就和其他作品一样，《寄生虫》原作江川看过，但是记不住太多细节，只能二次创作自己一点点补充。

雪野江川生长于八九十年代的东京，江川生于九十年代的大陆富庶地区，都没有见识过绝对贫困的生活。

为了写好《寄生虫》大量细节性的内容，他做了很多采风。

日韩社会有很大共性，为了体验生活，江川在首尔走访了很多地方，后来回到东京也到处寻找贫民聚集的地区，尽量深入进去看看。

其实贫穷在哪都差不多，但生活习惯有很大不同，如果在大陆体验的话，就未必是那么回事。

之所以在首尔访贫问苦，是因为这里的人比东京的穷得多，更加具有极端代表性，更能触动江川的灵感。

看多了贫穷，才明白财富的珍贵，所以为了支持李英爱回到位于城东区的汉江大学继续读书，江川在学校对面的江南区买了一套豪宅送给了她。

李英爱很惊讶：“我很敬佩您关注穷人的态度，《寄生虫》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故事，可您在首尔江北地区转了几天，最终想到的就是给我买套如此奢华的豪宅？”

这的确缺乏逻辑，李英爱作为韩国最知名的女明星，拍戏、广告代言，收入不菲，绝不至于买不起江南区的豪宅，似乎接济错了对象。

“爱心，”江川的话听着好像也地：“我把我的爱心集中表达在你身上了。”